专访王伟忠：眷村记忆与两岸和平的“说书人”

【纵横网】在台湾嘉义建国二村出生、长大的王伟忠，是典型的“眷村二代”。他的父亲是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迁台的空军军官，母亲则来自北京左家庄。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由南腔北调、思乡情切与临时安置交织而成的聚落里，王伟忠度过了童年——巷子里有四川话、河南话、山东话混杂的叫唤声；家中墙上贴着“反攻大陆”的标语，却也藏着一封封写给故乡亲人的未寄出的信。

如今，这位被称为“台湾电视教父”的综艺制作人、导演，已年近七旬。他不再只是娱乐工业的操盘手，更成为眷村历史与两岸情感的重要“说书人”。从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到舞台剧《宝岛一村》，他用影像与剧场，试图留住那些正在消逝的记忆，并传递一个朴素而深沉的愿望：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

一场迟到了四十年的重逢

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那一年，王伟忠31岁。他从新加坡转机飞往北京，第一次踏上母亲口中“回不去的家乡”。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舱门刚开，就听见几位老兵低声啜泣。有人掏出降压药，手微微发抖。王伟忠记得，那一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与期待——那是被压抑了整整四十年的情感，在即将释放前的颤栗。

抵达左家庄后，他站在一扇斑驳的木门前，心跳如鼓。敲门声响起，屋内传来一句熟悉的京片子：“谁呀？”他喉头一紧，答道：“儿子。”随后是一阵沉默，仿佛时间凝固。门开了，舅舅的脸映入眼帘——竟与他在台湾的哥哥长得一模一样，连眉骨的弧度都如出一辙。屋内，中风的姥姥坐在炕上，眼神浑浊却带着光。母亲跪在一旁，早已泪流满面。

王伟忠说，那一刻他“腿都软了”，几乎是爬过去的。他扑通一声跪在炕前，喊了一声“姥姥”。老人伸出枯瘦的手，轻轻摸了摸他的脸，喃喃道：“回来了……终于回来了。”那一晚，他睡不着。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一轮明月高悬。他忽然想起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原来，这轮月亮，真的照过海峡两岸的同一张脸，也照过两代人无法言说的思念。

更让他动容的是，母女重逢后的相处毫无隔阂。母亲又被人骂了——“你怎么看不见茶就在那儿？”——那种自然的亲密，仿佛四十年的分离从未发生。王伟忠后来才明白，血缘不是靠时间维系的，它是一种本能，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熟悉。

眷村：一座漂泊者的临时家园

眷村，曾是台湾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1949年后，为安置上百万军眷，当局在各地兴建简易房舍，形成一个个以军种划分的封闭社区。这些村落里，住着来自大江南北的军人家庭，他们带着“暂时落脚”的心态，却一住就是几十年。

王伟忠回忆，小时候村里有个“杨妈妈”，直到1959年还在地上打地铺。“她坚信明天就能回大陆，所以不肯钉床。”这种“临时感”，贯穿了整个眷村一代的生活逻辑。家里的碗筷不敢买太好的，家具都是凑合用的，连孩子的名字都常带“安”“平”“宁”——那是对乱世最朴素的祈愿。

然而，历史没有给他们“回去”的机会。随着时间推移，眷村逐渐老化，2000年前后开始大规模拆迁。王伟忠意识到：如果不记录，这段历史将彻底湮灭。“开始是心疼父辈的颠沛流离。”他说，“后来才明白，眷村不只是一个社区，它是200万人的命运缩影，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章。”

据他估算，如今台湾每七到十人中，就有一人与眷村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因此，《宝岛一村》这样的作品，不只是个人记忆的投射，更是一种集体叙事的抢救。2008年，《宝岛一村》首演。剧中“老赵”一角，几乎是他父亲的翻版——沉默、坚忍、把所有情绪藏在烟斗和报纸后面。演出结束时，王伟忠在侧台痛哭。“我爸1993年走的，走前我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很多话没说完，很多遗憾。”

此后十余年，《宝岛一村》巡演数百场，感动无数观众。去年底在嘉义户外演出时，原定2000人的场地涌入4000人，全场鸦雀无声，随剧情同悲共喜。谢幕时，王伟忠仰望天空：“爸，又一场。谢谢你们，也谢谢台湾这块土地，让我们这些漂泊的人，安顿了一生。”

讲故事，是责任也是救赎

王伟忠坦言，自己并非刻意要当“历史代言人”。“我只是个说故事的人。”但他也承认，随着年龄增长，使命感愈发清晰。“讲眷村的故事，讲两岸的文化，这是我的天命。”他说，“我没有侮辱、也没有虚妄我的人生。”

在他看来，这些故事的核心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性”。老兵们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普通人，思乡、想家、和邻居一起过日子。但正是这些平凡，构成了最真实的历史。他记得小时候，隔壁山东大叔每逢过年就蒸一大锅馒头，分给整条巷子；四川阿姨会做辣豆瓣酱，香味飘得整村都馋；河南爷爷总在树下拉二胡，曲调苍凉却温柔。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能说明：人，无论来自何方，终究渴望安稳与温情。

他尤其强调，眷村经验让许多台湾人更深刻理解和平的可贵。“我们这一代亲眼见过分离之痛，所以格外珍惜团圆。”他反问：“如果连骨肉都能分离四十多年，还有什么不能化解？”尽管对当前两岸关系的走向“担不担心都不是我们能做主”，但他坚持认为，文化与情感的连结，始终是破冰的基础。“故事是温暖的，它能唤醒共同的记忆和共鸣。政治可以冷，但人心不能冷。”

不说，就没人记得他们了

“眷村的第一代已经凋零，村子也被拆光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说，就真的没人记得他们了。”王伟忠同时引用了《宝岛一村》中一句台词：“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愿你此生一切平安。”这句话，写于1956年，出自一位父亲之手，藏在宝岛一村的某户人家墙缝里。如今，它被千万人传诵，成为跨越海峡的共同祈愿。

王伟忠说，他将继续讲下去——在剧场、在纪录片、在每一次访谈中。“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不会停。”因为在他心中，这不仅是对父辈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让历史不被遗忘，让和平成为可能。那些曾经在风雨中搭建起临时家园的人们，值得被记住；而他们的后代，有责任把这份记忆转化为理解与和解的力量。

夜色渐深，王伟忠望向窗外。台北的灯火依旧明亮，而他心里，始终亮着一盏来自嘉义眷村的煤油灯——微弱，却从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