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家庭的孩子们,注定的赢家?


来源:纵横网 浏览量(2.1w) 2023-12-26 11: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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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姜以琳用7年的时间,访谈跟踪了28名来自排名北京前十中学的学生,受访者无一不是精英家庭。这些孩子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英才。

在调研的基础上,姜以琳发表了著作《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她发现,教育是一场争夺未来社会位置的纸牌竞技,精英家庭的孩子们几乎注定赢得这场游戏。

天才基地

地理课堂上一阵骚动。老师在讲一道关于“厦深铁路是如何修建的”考试题目,她跟学生解释,铁路轨道之所以往内陆移动,出于军事安全考虑。

“这个解释太牵强了,”一个坐在教室前排,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大声打断老师:“它只往里移动了一公里。”

“应该像另外一条铁路一样,移动得更远。”另一个女孩附和。

老师还想说点什么,没等开口,坐在教室最里面的学生大鹏抬起头打断她:“让我来吧,我可以解释得更清楚。” 老师愣了一下,有点不知所措,随后放下手中的粉笔。

同学们都安静地盯着大鹏。他起身走到黑板前,毫不客气地擦掉地理老师写的内容,就像一位老师在否定学生的错误答案。大鹏随即画了一张海岸线地图,给同学们讲课:“这条铁路很早就设计好了,但在开始修建之前,其他相交的铁路就已经建成了.....其实是社会经济原因导致铁路建设的变化。”

地理老师绷着脸,面无表情但看上去有点紧张。她无奈点了点头,用英语说了句谢谢。

坐在大鹏座位后的学者姜以琳,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学生挑战老师的瞬间。这一幕发生在2013年,一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里。这是北京市排名前十的知名高中。姜以琳是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专业助理教授。从2012到2019年,姜以琳用七年的时间,对28名学生进行了七年的跟踪调查。和大鹏一样,他们分别来自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中学,家庭富裕。

姜以琳在著作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学神:中国精英教育现场一手观察》)中,记录了他们相似的成长轨迹:从顶尖中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毕业后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或创业,成为未来的世界精英。

如何描述这些学生?天才、聪明,是姜以琳听到过频次最高的词汇。

一位中学老师笑着跟姜以琳解释大鹏的这类行为:“我们的学生非常聪明,他们会在课堂上证明你是错的。”甚至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做“把老师挂黑板上”。这种鼓励学生挑战老师的做法,在以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小学教育里是罕见的。

“我们比别人优秀得多。”

“你们未来可以改变世界。”

“你们都有当总理的潜质。”

在学校里,老师常会这样告诉学生,似乎算不上表扬,只是阐述事实。做研究时,一位副校长指着路过的学生告诉姜以琳:“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其他学校都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天才。”

一位老师曾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班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听到这句话时,只有姜以琳惊讶得瞪大了眼,她转头扫了一眼其他的学生,发现所有人脸上都没有表情,像是对老师的默认。

几个学生曾议论起学校里高考失利的差生,一个女孩叹了口气:“这很悲哀,但也在意料之中。”那些“差生们”上不了北大清华,也去不了外国名校,最后“只能被省重点大学录取”。

在这场田野调查中,姜以琳接触了28个学生,他们全都来自高收入家庭。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比城市收入前10%的人群,还要高出 2倍以上,比北京公务员高出四倍。当然,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入。一些有钱人家的“灰色收入”,可能比报税收入更高。他们拥有北京的户口,以及两套以上的房产。很多家长都是高学历人士,不少人还是清华北大的校友。一对夫妻中,至少有一位是企业高管或者高级技术人员。

姜以琳调研的五所中学里,有一所位于北京海淀区,每到放学时间,校门就会停满接送孩子的黑色豪车,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富裕或有权势的家庭。刚开始,姜以琳还想在这些中学里,研究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差异,后来她才发现几乎找不到工人或者是农民的学生。

这让姜以琳想起,本科期间,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交换生的经历。同学们大多都是美国的有钱人。有时候会听别人提起,某个同学家里是billionaire,亿万富翁,一种她根本没什么概念的财富水平。她住过美国室友家的豪华住宅,室友家的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跑车。

姜以琳来自中国台湾一个小康家庭,父母都是当地一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家境不差,却也算不上富裕优渥。本科毕业后,她考上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那是需要自费的硕士学程,因为留学费用,她差点跟这所学校失之交臂。最后,掏空父母和爷爷奶奶两代人的积蓄,并动用哥哥的奖学金才勉强凑够了留学费用。

作为一名社会学博士,姜以琳读过不少西方教育社会学的经典书籍。她的亲身经历和知识系统告诉她,“世界上很多名校都是这样,就算是看分数,(录取的学生)绝对都是以精英为主。”西方的著作,描写的全都是外国精英学生。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教育体系看似更公平的东方。

她想用自己的研究,探寻东亚社会的答案:为什么最聪明的“天才学生”大多从有钱人家来?为何这些占据一流资源的学校,背离了用教育消弭阶层差距的传统使命,成了精英复制下一代精英的培育皿。

没做什么的父母

早在做社科研究之前,姜以琳就隐隐感受过阶层的差异。

高中时,姜以琳在台湾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学校里既有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普通的工人家庭。来自高知双职工家庭的姜以琳,在学校里处于中层,卡在“台湾的有钱人”和底层工薪家庭之间。班里开家长会,姜以琳是负责登记的学生,家长签到表上,工人家庭的父母那一栏,常常是空白的。“我的爸爸妈妈随时都可以来家长会,他们的爸妈根本不可以请假。”

姜以琳在一个知识型的家庭中长大,学习永远是优先级最高的事。不管以后挣不挣钱,读书都是根本。“就算小时候成绩不好,也从来不知道我可以不念书。”

她继承了父母的文化资本。大学的志愿表,是妈妈坐在沙发看着姜以琳填下去的。她会告诉女儿,这个科系跟那个科系有什么区别,哪个科系她上过课,读起来最有趣。姜以琳大学时碰到不懂的学科问题,也会直接跟妈妈讨论。

父母的社交圈子都是研究人员,姜以琳从小就在学术界耳濡目染,知道什么是学界更看重的选题,做什么研究才能拿高分。而这些,其他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获得。姜以琳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而姜以琳的调研对象,这些高收入精英家庭的孩子,似乎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绝大部分学生来自相似的阶层。问及家庭是否提供了什么帮助,学生们的答案如出一辙:“父母基本没出什么力。”“考大学是自己的事,别人很难帮得上忙。”

父母们很配合地,为自己“没做过什么”而自责。比如Claire的母亲。Claire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后来被耶鲁大学录取。她的父亲从内蒙古小村庄考到北京来,她则不负家族的期望,从北京走向世界。

Claire的母亲是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医生,管理着一个助理团队。陈医生形容自己是个局外人,“什么也没为她做”,“一切都是她自己做的”。

聊到一半,陈医生接到了女儿带来的电话,Claire按照学校的要求,需要制作一个大海报。陈医生安排给自己的博士生,几个人很快一起印出来一个人形大小的海报。但事后姜以琳再次问起,没人记得,也没人觉得这算什么值得说的事。

Robert的爸爸郭先生,则悄悄为儿子早早铺好了留学路。他是一家企业的高管,说话温声细语。仅仅是姜以琳了解到的一项收入,每年就超过了100万。跟Claire不一样,Robert是个“学渣气质一览无遗”的孩子。在读书还是打电玩之间,他认真做了个权衡,“读书的好处是成绩变好,但打电玩心情会变好”,他得出结论,“还是心情好比较重要”。

郭先生很早就发现这个孩子并不像他。郭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的高材生,当年在四川全省的四十多万高考考生中,他考了前五十名。可儿子没能继承他的优势,按照Robert的成绩,他极有可能考上一所不那么知名的大学。

郭先生早早放弃了高考,但他并没有直接安排儿子留学。作为一个金融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他还在计划里纳入了“买家心理预期”。考虑到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孩子极有可能故意与父母作对。于是,郭先生只给他报了一个参观美国大学的暑期交流旅行,从东海岸游历到西海岸,试图勾起儿子的兴趣。果不其然,15天的旅行结束,儿子从此“一心想去美国”。

为了让Robert认为出国留学是自己的独立选择,郭先生刚开始还要策略性地不同意,假装是被儿子说服的,尽管一切都在朝他预设的方向发展。Robert跟父亲聘请的留学中介合作,最后申请了父亲满意的华盛顿大学。

Robert对父亲的引导浑然不觉。他总结父亲对他考大学的影响:“我和我爸讨论过大学和专业方向。”仅此而已,“他们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孩子们向外人宣告家庭的退场,好像家庭的财富、地位,权力,不曾在教育上起到过关键作用。

姜以琳在书里算过一笔细账,精英家庭如果准备送孩子留学,那么他们每年的明细开支包括:国际部学费每年约九到十万、补习班两三万、私人家教每节课七八百。学生们还需要到香港或新加坡参加多达五次的考试,家长们要承担机票、酒店房间和报名费。

有的家长会帮子女搞定一些特殊的身份,这能在高考中加 5 分。申请外国大学,需要增加孩子的影响力,家长还会请校长写推荐信,即使校长并不认识孩子。或者将孩子的文章出版成书,让校长写序。

与老师打好关系也很重要。精英中学里的老师,有些是往年高考的出题人。“三好学生”的名额也在老师们手上,能为高考增加20~30分。如果想出国,也可以拜托老师写推荐信。大牌护肤品、苹果手表,都是送给老师们的常见礼物。老师们办公室里的名贵茶叶,更是多得喝不完。精英家庭的学生们,不会因为拿不出体面的礼物而发愁。

这也是姜以琳想在书里展示的一点:精英的培育方式,让这些孩子相信,自己是靠着勤奋和天赋赢得了一切。并且让未来产生的阶层分化,看上去那么地自然、合理。

不容出错的交接

调研时,姜以琳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很多北京精英家庭眼里,能称得上“一流”的,只有清华、北大两所大学,“连复旦他们都看不上”。

姜以琳在北京西郊那所中学的国际部,见到过一副巨型世界地图,在上面标出了学生们的目标——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剑桥、牛津等16所大学。

这些家庭的父母都有一个共性,会鼓励孩子心无旁骛地追求最高的目标,排名靠后的不行,会导致身份地位向下流动的也不要。不为目标之外的任何事情发愁。

“这是一种精英的态度。”姜以琳说。她想起在国外读博时,一位来自东亚的老师也曾问过她,毕业后的规划时什么。姜以琳像大多数人一样,准备了plan A、B、C、D,分别是最好的、较次的,普通的,最差的。

老师打断她:“你不能这样,先把B、C、D都去掉,如果A失败了,我们再来想办法。”姜以琳后来才意识到,那位博班老师,采取的就是精英式的训练方法。

“什么心无旁骛,怎么可能,我超怕失败的。”姜以琳笑着说。对她而言,自从差点因为学费没法读研之后,她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人生没有“安全网”。稍有不慎,随时可能从轨道上脱离。

在姜以琳接触的精英学生身上,却看不到这种普通人的保守。普通玩家与顶级玩家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走错一步,普通人面临出局,顶级玩家的牌面上则写着“再来一次”。

高三那年,高材生刘浴朗遇到了大麻烦。2014年,在奥数开赛前两个月,政策突然调整,宣布奥数比赛获奖者,将不再获得高考保送资格。得知这个消息时,浴朗已经为此准备了两年,牺牲了高考复习的时间。在这种打击下,她在竞赛中失利了。

浴朗付出的远不止如此。高二时,她的母亲打听到,全市最好的金牌奥数教练都在这所北京西郊的中学,她才让女儿转学过来,为她谋一个保送清北的机会。母亲的情报不会出错,她是名校大学的校友,也是一间报社的编辑。

浴朗只能离开自己熟识的朋友圈,来到这所陌生中学。一开始住校时,浴朗很不习惯,天天哭着打电话回家。直到第二个月,她照常诉苦,电话那头却传来妈妈的训斥:“你够了吧?”从那个时候她就知道,不能再哭了,得自己想办法。近一年的时间里,她都没有交到过什么朋友。

奥数竞赛失败的消息,就像一声尖锐的警鸣,促使这位母亲应声而起,投入警戒状态。连续两周,浴朗的奥数教练孙老师,每天都会接到这位母亲打来的电话,请他帮助自己的女儿。

孙老师对这对母女没有什么好感。学奥数只是为了保送资格,在孙老师看来,这种行为太过功利。但两周过去,浴朗母亲的电话让他“完全受不了,真的快要崩溃了”。他只好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北大为奥数落选者举办了一个冬令营,如果通过结业考试,或许可以获得加分。

在孙老师的推荐下,浴朗参加了那个冬令营,但没有通过结业考试。情急之下,浴朗的妈妈再次联系了孙老师。孙老师又告知她一个内幕消息,两周之后,另一所名校也办了类似的冬令营。这一次,浴朗报名并通过了结业考试,为她的高考拿下60分加分。

后来,浴朗的高考成绩低于这所大学的分数线,但在加分之后,她还是和年轻时的母亲一样,顺利被该大学录取。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姜以琳采访的其他学生从没听说过,甚至其他奥数教练也仿佛并不知情。浴朗的妈妈,给自己的孩子打出一张出人意料的牌。

类似的经历,在另一个学生文斌身上也出现过。文斌本想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国外的博士,却没有成功。父亲决定插手,帮儿子规划新一轮的申请。除了儿子想读的博士,他还额外申请了三所学校的硕士,作为后路。后来,文斌的申博再次失败,但这一次,他掉进了父亲提前编织好的安全网里——他的硕士通过了。两年硕士课程,花了家里七八十万。

在这个故事中,最让人诧异的是,文斌爸爸以前从未出国留过学,也不懂怎么申请国外的学校。但他却能在儿子失利时,迅速判断局势,手把手指导文斌。

姜以琳解释,像文斌、浴朗的父母,都是报社里有编制的成员,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资深媒体人,他们有极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识读能力,擅长在海量、繁杂的信息中翻找最重要的那部分。

文斌的爸爸还找过不少同事,他们的孩子都有出国留学的成功经验。这些人脉成了临时的智囊团。于是,在短时间内,文斌爸爸就摸清了国外入学委员会在招收学生方面的喜好。

而普通人的孩子要想爬到同样的位置,“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次失足都不可以”。姜以琳访问过一名来自江西普通家庭,复旦毕业后去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学生。在他高考之前,父母把拉煤用的煤车都准备好了,要么考上名校,要么回家拉煤。

次世代的诞生

几年时间过去,姜以琳接触的学生们,都如愿过上了他们预期内的生活。

一个女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留在了英国,在好几年前,她的收入就达到了英国的前5%。阿什利毕业于剑桥大学,在瑞士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工作,起薪10万美金。刚待了一年后,她就跳槽到一家日本公司,工资也比以前高出不少。

另一个女孩跟姜以琳吐槽,自己找的工作起薪才14万美金,“老板根本是在剥削我!”

“什么学生刚毕业就有14万美金,还不包含红利?”姜以琳开玩笑地说,如果是刚毕业的自己,“给我个零头我就去了。”

她跟另一名学生向祖在北京海淀的一家餐馆见了面。向祖是一名工程学博士生,在一家美国汽车和一家能源公司担任兼职顾问。虽然刚毕业不久,但说话的语气成熟而坚定。餐馆就在向祖公司附近,人来人往,向祖大声批评自己的老板“很邪恶”,因为他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加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

他不喜欢公司的产品,干脆买了一辆竞争对手品牌的车,每天开到公司上班。向祖跟公司高层反映了情况。他觉得自己可以比老板做得更好,计划着创办自己的企业,打垮公司,占据国际市场。

和文章开头那位“把老师挂黑板上”的学生一样,向祖也习惯了公开质疑权威,“把上级挂黑板上”。在这些学生身上,明显还留着过去校园精英教育留下的影子。

以前那个会靠在姜以琳身上聊梦想的女孩特蕾西,后来成为香港一家知名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姜以琳在北京中心一个繁华的商业区,见到了回内地度假的她。特蕾西戴着一副墨镜,穿着从国外淘来的名牌包包和鞋子,两个人闲逛时,特蕾西走进了一家茶叶店,准备给她的上司们挑礼物。就像在中学时,给她的老师们送礼一样。

她告诉姜以琳:“我的上司们都很喜欢我。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员工!"几年前,她也曾用一模一样的话描述她和老师们的关系,“老师都喜欢我。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呢?我这么好的学生。”

在那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学,每周都有一两次“校长时间”,校长会邀请那些对学校有意见的学生聊天,听取他们的建议。小到厕所的卫生、学校的学习氛围,大到校庆能不能邀请马戏团,租个过山车设备进校,这样的要求,校长几乎都会采纳。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让有权势的大人满足自己的需求,这是精英教育中的一环。

在这种环境下,学生们天然有着更强的自信和权利意识。比如,享受老师随叫随到的服务。特蕾西高三那年,想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需要递交文书材料。在申请截止的几个小时前,特蕾西突然感到焦虑,临时决定再改一版申请书。晚上十点多,她给即将准备上床睡觉的辅导员打了一通电话,让他帮忙在一个小时内,再做一轮修改。要知道,那是辅导员最忙的申请季。很多普通学生想跟辅导员见面咨询,都要提前几周预约。

在这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孩子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任我调动、任我驰骋的后花园。在一次采访中,姜以琳提到精英学生的“我值得”的信念感:“他们相信,我就值得被这么好地对待,我就值得拿到这么多的资源。”

Tony毕业后,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工作。生日时,他在皇后区的大楼楼顶办了一场派对。有二十几个朋友、同事来为他庆生。有一个朋友是当天下午才从波士顿坐火车赶来的,第二天清早,就要匆匆回去公司开会。而他的同事们,前一天刚刚结束了两周的工作集训,每个人都很疲惫。但他从没想到过会有人拒绝他的邀请。

如果单看就业,在姜以琳调查的28个学生中,只有一位貌似偏离了主流的精英道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诗盈,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她的收入,远远低于在金融行业工作同学。

姜以琳很快纠正了这种看法。诗盈结了婚,在地位体系坐标上,不单要考虑她个人,还要纳入她的家庭。诗盈的丈夫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不久前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如果未来企业发展足够壮大,动物保护之类的公益事业可以是精英式的形象公关。

姜以琳的调研在2019年结项。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当初那些会挽着她的手在学校里散步,叫她“姐姐”的孩子们,已经变成了快30岁的世界精英。姜以琳明显感受到,校园生活,是她和这些学生们生活轨迹的一个短暂交点。如果现在再让她去融入这群人的生活,会变得非常困难。

有一个孩子在聚餐时,提到过自己在芝加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光是公司的名字,姜以琳听了六遍,都没弄懂。最后她回到家,找到访谈录音,根据读音在网上找,最后让受访者拼出整个公司名称才查到。

“我是学二代,他们可能是商二代,”姜以琳说:“他们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我们对彼此现在生活的理解太过于缺乏。”

姜以琳和这群学生之间的关系,似乎也是某种社会层次隔膜的佐证。两条相交线朝不同的轨道疾驰而去,这些孩子,正在奔向她难以想象的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Pro(ID:zhenshigushi2),作者:陈晓妍,原文标题:《阶层复制:一个高校老师看见的精英家庭教育》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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