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时代落幕，“beta妈妈”登场

有些晚上，在索菲·贾菲(Sophie Jaffe)已经上床睡觉后，她的手机会收到13岁的儿子发来的一段新视频，视频中，儿子一个后空翻从混凝土墙上跳下来，或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她通常并不知道他具体在洛杉矶的哪个地方——说起来，她也不知道他15岁的哥哥在哪儿。两个青春期的孩子只要在门禁时间前回家，而且当周表现良好，就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现年42岁的贾菲是情感教练兼静修营领队，住在加州卡尔弗城稍往南的地方。她在Instagram上发表的那些挑战传统育儿观念的贴文积累了19.6万名粉丝。她说她爱花时间陪伴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今年7岁。 但她认为，既然其中两个孩子已进入青春期，就应该给他们更多自由——也应该给自己更多自由。

“我看到被过度控制的孩子变成了什么样，”贾菲说。她不是不知道，让男孩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整个城市穿梭很危险，想到儿子在塞普尔维达大坝上用自制的绳索秋千跑酷，她也会感到焦虑。“但我宁愿他们出门，做些值得回忆的事情，也不愿让他们整天坐着玩电子游戏。”

她那种自由放任的教养策略体现在：当孩子们对课外班失去兴趣时，她会允许他们放弃；成绩也不必全是A(B可以接受，但C不太行）。尽管贾菲本人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经营着多家企业，丈夫是位博士，但她并没有心心念念要把孩子送进名校，或是纠结孩子将来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她有意——有时甚至费尽心力——选择放下中上阶层父母的诸多期待，专注追求更大的目标：培养能够探索自己的兴趣，能够与成年人坦然对视，而且长大后不会怨恨她的孩子。其他的一切都是锦上添花。

欢迎走进beta妈妈的生活。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对高成就父母的普遍期待是高强度直升机式育儿，而今，新一代妈妈开始说“够了”。她们重新夺回约会之夜，拒绝接送孩子参加17项不同的课外活动，与水槽里堆积的脏盘子和解。这些放弃——或者说是妥协——的行为虽然非常低调，但声势渐高，开始演变为某种女性主义革命。

女性一直承担着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但直到最近，社会才开始期望母亲还充当塑造孩子未来的项目经理。经济学家指出，这种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左右，当时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向知识型经济的转型让父母们担心，如果孩子缺乏竞争优势，就会被时代抛弃。在某些圈子里，好父母的标准开始包括：力争把蹒跚学步的幼儿送进精英幼儿园，极度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后来则是在青春期孩子的手机上安装追踪应用），还有替孩子完成女童子军金奖(Girl Scout Gold Award)项目，以便在大学申请中列出这些经历。（最后那一条，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蔡美儿(Amy Chua) 2011年那本臭名昭著的畅销书《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尽管许多妈妈借这本回忆录来自我安慰，告诉自己没那么糟糕）。

温和育儿理念的兴起增添了这项劳动在情绪层面的难度，小孩子每一次发脾气被视为一个让妈妈学习自我克制的机会。突然之间，仅仅为孩子创造最大的成功机会已经不够了。妈妈们还必须遵循一套需要超人般耐心的准则。

矛盾的是，随着妈妈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高，做完美父母的社会压力似乎反而加剧了。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经济学家科琳·洛(Corinne Low)对美国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数据的分析表明，这反映出一种更大的历史趋势：女性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后，陪伴孩子的时间反倒开始逐渐增加。

例如，在1975年，女性平均每周花14分钟辅导孩子写作业。到2018年（这是我们可将现代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的最新年份），这一时间已增加近四倍（达到1小时9分钟）。该趋势在所有以孩子为中心的成人时间使用类别中均有所体现，包括婴儿照料（从1小时40分钟增至近4小时）和陪孩子玩耍（从36分钟增至近3小时）。男性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有所增加（以辅导作业为例，从20分钟增加到50分钟）。与此同时，总生育率去年创下历史新低，自1975年以来下降了20%。

洛表示，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近距离目睹了这场“军备竞赛”，她看到许多17岁的学生提交内容详实的简历来申请专业。“那些被视为孩子成就的东西，”她说，“在我看来其实是父母付出的劳动。”

“beta妈妈”潮流是在回应多重相互交织的现实：社会上围绕母亲心理健康的对话变得更加尖锐直白，剥去了“女性可以兼顾一切”的光鲜幻象；经济格局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就业市场停滞，再加上AI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可能让专业劳动者阶层面临洗牌，旨在将人培养成白领的童年投资回报概念被撼动。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母亲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创纪录的74%，而远程办公的兴起使许多人无需全天托儿也能兼顾育儿。

妈妈们精疲力尽，不确定自己的额外付出究竟是为了什么，她们迫切渴望改变。

“这是对一种已触及实际极限的趋势作出的反应，”研究育儿问题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Emily Oster)表示。“父母们正在意识到，上哈佛也许并不能让成功唾手可得。”

佐治亚州费耶特维尔的丹妮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e)对此有另一番解释。斯蒂尔现年34岁，有一个4岁的女儿。

“我妈妈那一代人被灌输的观念是，一旦成为母亲，你自己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她说。“我这一代人不想要那样生活。”

杰西卡·泰森(JESSICA TYSON)以一贯追求卓越的心态进入母亲的角色。当年她正是秉持这种心态在大学里攻读了双主修、双辅修，并应对了高中那份连午休时间都没有的紧凑课表。“我以为这不过是又一件我要征服的事情，”现年40岁、在康涅狄格州雷丁经营一家虚拟人力资源公司的泰森说。

泰森报名参加了一门“婴儿自主断奶”课程，并让帮忙照看孩子的妈妈也一起报了名。她读了一本关于睡眠训练的书，并加入了作者的Facebook群组。她买了一本专门的食谱书，自己动手制作有机婴儿食品，并在婴儿房里准备了赏心悦目且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书籍和积木。

然后，在疫情期间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她崩溃了。

“我经历了一场心理崩溃，”泰森说。她描述说，当时她严重睡眠不足，感觉像喝醉了一样，焦虑发作时甚至喘不过气来。

她扔掉了那些零糖、无添加剂食谱，也不再坚持不让孩子们睡在她的床上。她还意识到某种听起来离经叛道的东西：和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很无聊，让她感到痛苦。于是，她放弃了水晶泥制作和感官游戏桶等需要花好几个小时准备、适合发Instagram的活动，转而让孩子们帮忙做家务和园艺。

她还放弃了家中的中性配色方案和许多日常清洁习惯，包括每天吸尘，或是试图让孩子不要把玩具拿出卧室。随后，她为其他改弦更张的“A型”妈妈们创建了一个本地群组，试图对抗育儿专家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推送的一个又一个“实用小贴士”。

“这很难启齿，因为你不想被视为失败者，”泰森说。但越来越多的妈妈开始在彼此之间和网上公开讨论降温策略。

凯西·尼尔(Casey Neal)是一位全职妈妈，育有5岁、7岁、9岁和12岁的孩子，她在TikTok上发布名为“B型啦啦队妈妈” (Type B Cheer mom)的视频，记录自己常常制造的混乱场景。在一段视频中，她承认自己在开四小时车送女儿参加啦啦队比赛时把行李箱忘在了车道上。另一段视频里，女儿责备她把昂贵的啦啦队制服放在福特烈马(Bronco)车后座长达数周。

“这能让其他妈妈们明白，不完美也没关系，” 33岁的尼尔说。

休斯顿28岁的妈妈阿什莉·苏拉特(Ashleigh Surratt)通过记录她称之为“C型母亲”的生活积累了一批粉丝。“C型”是她完美主义的“A型”性格与抚养4岁、3岁和1岁孩子所面临“B型”现实的混合体。她将“C型”描述为对某些事情极为重视，对其他事情则果断放手。

她的三个孩子无论年龄大小，都穿着相同尺码的尿不湿——这是她为避免追踪多种尺码而想出的办法。鞋子一直扔面包车的地板上，或者说她祈祷鞋子能一直在那儿。如果孩子们早上为穿衣服闹别扭，那就让所有孩子先上车。衣服可以等听完几首歌之后再穿。

“不要管睡觉时间，”苏拉特说，“等家里慢慢安静下来，大家有困意了，自然就该睡了。”

苏拉特拍摄的这种视频让阿德里安·诺尔斯(Adrian Knowles)感到不那么孤单。诺尔斯是一名全职工作的兽医，有一个5岁的儿子，还有7岁、12岁和16岁的继女，她会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去超市。

“我以前是个每天早上要花一个小时化妆的人，”这位35岁的妈妈说。

诺尔斯成长于一个沙发靠枕总是蓬松整齐的家庭，她说，当她妈妈和外祖母打开她位于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家门时，常常会吓一跳，因为这里的靠枕多半被孩子们堆成一座堡垒。

“我们家并不脏，只是不整洁，”诺尔斯说。“我不会假装这里没有孩子住。” 她更愿意把要洗的衣服放在一边，和妹妹出去吃午餐，或者利用空闲的30分钟看书而不是打扫卫生，“这样我才能成为更好的阿德里安，进而成为更好的母亲。”

42岁的内容营销专家丹妮尔·安托兹(Danielle Antosz)反对强迫孩子经历那种以考入顶尖大学为导向的童年。

“我不认为考入常春藤盟校就意味着你拥有成功或幸福的潜力，”安托兹说。几年前，她才刚还清最后3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她的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10岁。她没有试图控制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是努力“不要在不需要施压的时候制造压力”。她不让孩子们同时参加超过一项课外活动，“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承担过多的负担”，也不强迫他们吃蔬菜。每天早上，孩子们都会从一个装满没分类袜子的柳条篮里随便抓出两只袜子。有时是一只长袜和一只短袜；有时则是幼儿时留下的《汪汪队立大功》主题袜子。

“我不想把时间花在整理袜子上，”她说。

父母的牺牲曾是家长——尤其是妈妈们——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奥斯特说，驱车五小时参加青少年足球巡回赛，曾被视为“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个成功父母”的方式。

“结果适得其反，”为妈妈们提供心理咨询的临床心理学家克莱尔·尼科戈西安(Claire Nicogossian)说。

A型父母不仅把自己给逼垮了，也把那些无意把拉小提琴的爱好当作职业的孩子给逼垮了。尼科戈西安表示，在她二十年的私人执业生涯中，曾目睹真正富有天赋的十几岁孩子——那些曾与专业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或是在地区体育赛事中名列前茅的孩子——在15或16岁时突然放弃，这是他们在被严格管控的生活中唯一一次自主抉择。

现年42岁的萨拉·米拉克尔(Sarah Miracle)是一名刑事和家庭律师，有一个8岁的儿子，现居田纳西州玛丽维尔市。她声称自己在法庭上目睹了直升机式育儿所导致的更为极端的后果。她说，一些触犯法律的人背后有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这让她形成一种理论：过度专制的育儿方式甚至可能在青少年犯罪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你把他们栓得太紧，他们首先就会往那里跑，”米拉克尔说。她认为自己作为父母的角色仅仅是协助孩子作决定。

“就像花籽一样，”她说，“你把它们撒出去，然后期待最好的结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