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打响“抢人大战”，但未必能保证Meta更有优势

仅在过去一周，Meta就从同行企业中挖角了数十位顶尖人工智能研究员，并为每位研究人员提供最高达1亿美元的即时现金奖金，以期在落后于OpenAI和Anthropic等市场领军者之后，能在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奋起直追。

但或许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本应铭记披头士乐队60年代的经典歌曲中那句经久不衰的歌词：金钱“买不来我的爱”——而在当下这一情境中，金钱也买不来业绩。

许多人仍对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在迪士尼（Disney）的惨败记忆犹新：他豪掷1.4亿美元聘请超级经纪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后者入职后不久便以失败告终。无独有偶，雅虎（Yahoo）曾以约6000万美元薪资挖走谷歌明星高管亨利克·德卡斯特罗（Henrique de Castro），可他2014年上任仅一年便黯然离职。

纵观各行业历史，众多案例表明：仅凭巨额资金从竞争对手处挖角顶尖人才，绝非成功之道。从体育界到发明领域，再到投资管理行业——甚至包括我们所在的学术界——在通向衰落的道路上，因盲目相信“砸钱挖角顶尖人才”而失败的警示案例比比皆是。事实证明，卓越远非表面那般易于“买到”；除非扎克伯格能解决Meta在人工智能与创新领域停滞不前的根本问题，否则他近期的这场招聘热潮或许只会沦为又一个警示案例。

从大肆宣扬到惨淡收场——救世者式失误

从竞争对手处挖角顶尖人才往往结局不佳，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公司招揽的顶尖人才，往往已过巅峰期。这一问题在体育界体现得最为明显——多数运动员年少时达到巅峰，随后因年龄增长和伤病缠身逐渐状态下滑。

20世纪80年代，纽约扬基队老板乔治·斯坦布伦纳（George Steinbrenner）因向过气球星开出天价合约而声名狼藉——这些球星所享有的盛名，更多源自往昔的辉煌战绩，而非当下表现或未来潜力。随着斯坦布伦纳不断刷新史上最大合约金额纪录，洋基队却深陷平庸泥沼，这些过气球星伤病缠身，表现不佳。

自尊心受挫后，许多心灰意冷、放纵自我的球星开始发泄怒火，致使洋基队沦为内斗不断、混乱无序、无谓闹剧频出的笑柄，球队长达十余年与冠军宝座无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斯坦布伦纳因试图花钱雇佣赌徒挖掘某位过气球星的黑料以摆脱一份极为苛刻的糟糕合同而被停职，且这些过气球星最终为冉冉升起的年轻球星腾出位置，洋基队才得以重振旗鼓。

这种“职业生涯早期高产，后期却陷入停滞、走向衰落”的现象并非体育界所独有。在学术界，大量研究表明，从自然科学到数学领域，大学教职人员和研究员的成果产出巅峰期在职业生涯早期，而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其研究产出会大幅下滑。同样，常春藤盟校也常遭诟病，被指进行“奖杯式招聘”——在诺贝尔奖得主等知名学者的智力贡献达到巅峰后才将其招致麾下。

从外部引入的“救世主”鲜少能挽救深陷困境的企业。以雷·奥兹（Ray Ozzie）为例，这位备受推崇的软件先驱曾开发出Lotus Notes、Groove等开创性软件。21世纪初，比尔·盖茨（Bill Gates）将奥兹招入微软，希望他能拯救公司。尽管奥兹履历无可挑剔，但他在微软很快便黯然失色——既无法重现职业生涯早期的辉煌，也未能开发出多少新软件。

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

这不仅仅是职业生涯后期表现下滑的问题。从一开始，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关联就不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清晰——有时甚至呈现出负相关的态势。

在商业领域，大量研究表明，首席执行官薪酬越高，对公司长期股价表现产生的正向影响反而越小。事实上，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的数据，当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处于最低的20%区间时，股东平均回报率往往极高；而当首席执行官薪酬处于最高的20%区间时，股价回报率则往往较低。

的确，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黄仁勋（Jensen Huang）、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等备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尽管业绩极为出色，却以相对较低的现金薪酬而闻名。无独有偶，开市客（Costco）的吉姆·辛内加尔（Jim Sinegal）、家得宝（Home Depot）的伯尼·马库斯（Bernie Marcus）、联合包裹（UPS）的吉姆·凯西（Jim Casey）等传奇创始人，其薪酬也主要以股票形式体现。另一方面，像WeWork的亚当·诺依曼（Adam Neumann）、泰科国际（Tyco）的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等饱受争议的首席执行官，却拿着丰厚薪酬，挪用公司资金，还将公司拖入绝境。

同样，在我们此前针对康涅狄格州公共养老金基金相较于全美50个州养老金基金历史投资表现欠佳所开展的研究里，我们发现，一个州的首席投资官薪酬越高，该州的投资表现就越差强人意。

创新天才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

就Meta而言，扎克伯格显然寄望于这场“撒钱式”招聘来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以弥补公司相较于同行落后的差距。这忽视了创新与创造力背后最为根本的问题：许多创造出颠覆性发明的创新天才，并未从自身智慧结晶中获得应有的经济收益，反而是那些更具进取心、更富有创业精神的旁观者夺走了功劳并攫取了利润。

这些例子包括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他发明了万维网，却未从中赚取分文；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他从发明了轧棉机，但境遇与蒂姆·伯纳斯·李相似；马丁·库帕（Martin Cooper），这位摩托罗拉工程师是现代手持手机之父，却从未从中获利；罗伯特·科恩斯（Robert Kearns），他发明了间歇式雨刮器，却在余生深陷与汽车制造商的专利维权诉讼；以及斯潘塞·西尔弗（Spencer Silver），这位3M公司的工程师发明了报事贴便条纸，却被同事夺走功劳，将这一发明成果据为己有。

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内向者，凭借一系列推动工业和技术革命的发明改变了世界，但他们要么不愿涉足，要么无法参与这场游戏，最终沦为周围更具进取心、更富有创业精神的人的牺牲品，后者攫取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滑向冰球所在的位置，而非冰球将要移动的方向

若要探寻那些能明显预示泡沫狂热即将见顶的迹象，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当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都在热议某事并纷纷投身其中；其二，当所有商学院学生都在争抢相关工作；其三，当企业为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人才而开出令人瞠目的现金奖金。

这正是大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华尔街围绕抵押贷款交易员展开“军备竞赛”时所上演的真实一幕——对于当下的Meta而言，这无疑有着极为深刻的借鉴意义。彼时，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曾开出约5000万美元的现金奖金，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等竞争对手处挖角顶尖抵押贷款交易员，并授权这些“雇佣兵”在近乎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承担巨大风险。这些交易员随后构建了规模庞大的抵押贷款投资组合，2008年危机来袭时，该组合迅速崩盘，美林证券几乎在一夜之间损失数十亿美元，并被迫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进行紧急低价并购。

就Meta而言，挖走顶尖人工智能工程师可能类似于“滑向冰球所在的位置，而非冰球将要抵达的位置”。由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步伐加快，许多真正的人工智能新突破来自初创企业和新兴颠覆者，而非传统巨头。此外，许多工程师声称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编码工作日益趋向商品化，部分软件开发人员沦为可随意替换的“零件”。

依赖明星人才与激励型文化

Meta内部的权威人士已发出警示：Meta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困境，远比其表面呈现出的状况更为严峻复杂。一位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本周刚刚警告称，在“恐惧文化”和无能领导的影响下，Meta的人工智能开发工作正遭受“转移癌”的侵蚀。

今年的超级碗赛事宛如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提醒我们：依赖明星球员存在诸多隐患，而激励型文化却能推动不被看好的队伍实现意想不到的突破。赛前，赔率一边倒地倾向于堪萨斯城酋长队，他们拥有帕特里克·马霍姆斯（Patrick Mahomes）、特拉维斯·凯尔斯（Travis Kelce）等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但最终却输给了实力强劲的费城老鹰队——老鹰队拥有一支凝聚力极强的上升期明星阵容，或许他们在个人名气和声望上不及酋长队的诸多球员。

对马克·扎克伯格而言，超级碗无疑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提醒：金钱能买到许多东西，但并非一切都能用金钱买到。（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杰弗里·索南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是耶鲁大学管理实践莱斯特·克朗教授，同时担任耶鲁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史蒂文·田（Steven Tian）是耶鲁首席执行官领导力研究所的研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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