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晚景：用鲜血换来的“坦兹马特时代”

1839年在皇宫的玫瑰园，当着帝国政要和欧洲国家使节们的面，刚登上苏丹大位，年仅16岁的迈吉德一世根据父亲生前的遗愿，郑重颁布了《花厅御诏》，这个诏书也称为《玫瑰园敕令》或《坦兹马特法令》。

正值帝国版图不断萎缩，对外战争屡屡失败，内部叛乱频频发生的时代，《坦兹马特法令》意义非常重大。它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官方宣言，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进入改革时代。苏丹决定在不动摇伊斯兰基本律法传统的基础上，效仿西方强国推动变法维新，以图拯救这个不断衰败的老大帝国。

变法维新的想法，萌芽于艾哈迈德三世（1703年-1730年在位）时期，贯穿整个18世纪，第一次改革也半心半意以失败告终。苏丹穆斯塔法三世（1757年-1774年在位）曾经落实了一点军事改革措施，他本人却以悲剧收场。他的儿子塞利姆三世重蹈覆辙，甚至为改革而殒命。所以《坦兹马特法令》并不仅仅是一纸诏书，它是历经一世纪，用鲜血换来的改革之路，这当中还包括了苏丹的鲜血。奥斯曼帝国开启“坦兹马特时代”，不仅使帝国得以续命80余年，也为后来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铺垫了道路。

奥斯曼的继承人危机

历史上在欧洲国家的描述中，奥斯曼帝国是个“强大又邪恶的异教力量”，这当中既有宗教和文化隔膜造成的误解，也有因对方军事扩张带来的恐慌情绪。不过奥斯曼具有中亚游牧部族国家基因，虽然雄霸三洲，居然长期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王位继承制度。名义上，苏丹是高度中央集权专制君主，但因为帝国体系的多元特性，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不能像东亚国家那样长期稳定运转。帝国中后期，苏丹权威不断被削弱，国家军政令统一也倍受威胁。

自奥斯曼一世以来，战争时期苏丹会让儿子们参与作战或当指挥官，和平时期安排他们到各省当总督。这样的好处是让王子们从青少年时代历练军政能力，可以培育才能出众的王位继承人。但坏处也显而易见，总会出现几个强悍的王子，各掌一方军政大权，为争夺王位爆发内战。

后来又演变出一个习惯，苏丹把最喜欢的儿子安排到离首都最近的省份，自己去世后，离得近的儿子能最早抵达王宫成为新苏丹，随后通常会杀掉其他兄弟。有时候苏丹会帮助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杀死其他会威胁继承人王位的儿子。王位传承中的亲族杀戮，是奥斯曼帝国被诟病最多的弊端。

帝国前150年里，夺取大位和巩固权力导致的“杀兄弑弟”非常普遍。不过在这个时期，亲族相杀行为未有法理依据，不是一个制度化的行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将他唯一尚未成年的兄弟杀死之后，为了避免王子权争带来的内耗，他于1477年通过一项法令，允许新继位的苏丹合法杀死其他兄弟。

穆罕默德二世幸存于世的儿子不多，但王位交接过程仍然血腥。苏丹最心爱的次子穆斯塔法，被安排在离首都最近的科尼亚当总督，但穆斯塔法在父亲之前病逝，苏丹便让三子杰姆接替科尼亚总督之职，长子巴耶济德被安排在略远的阿马尼亚当总督。穆罕默德二世驾崩，大维齐尔卡拉曼利暂时秘不发丧，打算安排有地理之便的杰姆尽快进京继位，但长子巴耶济德早就笼络到几位宫廷里有影响力的帕夏，其中有两人是他的女婿，他还获得了禁卫军的支持，他们结成反卡拉曼利的联盟。消息最终没有瞒过禁卫军，他们立即发动兵变，禁止杰姆王子入城，并私刑处死了大维齐尔。巴耶济德得以最先进入首都继承苏丹之位，是为巴耶济德二世。紧接着两兄弟各自率领支持自己的军队打了一仗，杰姆战败后流亡欧洲，客死他乡。

巴耶济德二世在位时曾以“谋乱罪”杀掉自己的三个儿子，传说他也是被儿子塞利姆一世杀害。塞利姆一世上来后杀戮更加血腥，他不仅杀掉了自己两个兄弟、5个侄子，也处死了3个儿子。塞利姆的儿子苏莱曼一世，就在没有兄弟竞争的情况下登上王位。

奥斯曼历史上创下杀死兄弟最高纪录的，是1566年登基的穆罕默德三世，他总共处决了自己的19个兄弟，另有4个儿子在权斗中被杀死。穆罕默德三世开始，不再外派王子们担任总督。1603年穆罕默德三世驾崩后事情发生了一点变化，由于只剩下12岁的艾哈迈德和9岁的穆斯塔法两个儿子，艾哈迈德一世登基后没有处死自己弟弟。一方面穆斯塔法有智力或精神障碍，被认为不会威胁哥哥的王位；另一方面艾哈迈德还年幼，并无子嗣，如果自己没有育下儿子就去世，苏丹直系就绝嗣了。考虑到这些因素，艾哈迈德保留了自己弟弟的性命，不过他把自己弟弟长期软禁在宫中，派人严密监视，自此开创了一种新的“王子囚笼制度”。

艾哈迈德一世1617年去世，他的皇后柯塞姆运用影响力阻挠非自己所生的长子奥斯曼继位，而是把穆斯塔法推上了王位，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兄终弟及的情况。然而穆斯塔法因有疾患，无力执政，三个月后就被罢黜。奥斯曼登上王位，称为奥斯曼二世。

奥斯曼二世率军进攻波兰失利，他认为是因为禁卫军的怯懦无能所致，想另外建立新的部队替代禁卫军。结果1622年禁卫军发动兵变将其杀害，穆斯塔法又再次被拥立为苏丹。第二年穆斯塔法再度被废黜，柯塞姆儿子穆拉德四世继位，穆斯塔法又被送进牢笼，软禁十六年后去世。此后一个多世纪，类似的宫斗剧情不断重演。

1737年，一名大臣因叛乱被处决。18世纪一系列不顺和动荡，促使奥斯曼帝国在1839年改革开启“坦兹马特时代”。

帝国中前期，尽管存在着王子内战和血亲杀戮，一方面多元特色缔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这种残酷竞争中胜出的王子往往是颇为强悍的苏丹。所以它未像历史上的游牧帝国一样，因为王子内战导致帝国分崩离析或不断萎缩。奥斯曼帝国并未因此损耗元气，反而国势不断上升。比如塞利姆一世时期，国土增长了70%，而到他儿子苏莱曼一世在位时期，帝国进入全盛期的黄金时代，他因此获得了“苏莱曼大帝”的称号。

王子囚笼制度诞生，虽然避免了王子内战和血亲杀戮，可它给帝国事业带来的负面效果是灾难性的。王子们不再磨练军政能力，从小在深宫里被软禁，致使他们变得性格懦弱，才能下降，甚至有些王子在长期幽居环境中导致身心健康都出现了问题。老苏丹去世，一个王子会被从囚牢中带出来继承大位，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清苏丹到底是一国的至尊还是帝国的“奴隶”。

王子继承了苏丹之位，军政能力普遍低下，他们在深宫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女性非常依赖。同时一个王子能否上位，后宫和禁卫军变得更有影响力，即便苏丹想有雄心壮志，却也受制于后宫和禁卫军，难以贯彻自己理念。苏丹的羸弱造成中后期后宫专政，禁卫军骄横跋扈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各自拉帮结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谋私利的人包括苏丹的母亲、大维齐尔、黑人大太监、禁卫军将领……派系斗争严重，政局乌烟瘴气，帝国的军事扩张衰弱，国运不断走下坡路。

帝国的内忧外患

正当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败之时，欧洲国家经过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商业革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英法德俄奥等强国脱颖而出，国力与技术远远把奥斯曼帝国甩在身后。

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渐面临如下内外挑战。一、在包税人制度以外的地区，帝国曾长期委托地方豪强充当中间人，为帝国征兵和收税，他们被称为“阿扬”，到中后期阿扬变得日益强大，演化成地方军阀，有些阿扬的实力甚至强大到可以抗衡中央政府，截留或扣留税收，时不时发动叛乱。二、原有的骑士阶层中很多人陷于贫穷，其土地逐步被达官贵人家族兼并，有些失地骑士还演变成横行于乡间的匪盗，那些匪盗肆虐的地区，不堪忍受的农民纷纷放弃土地逃到大城市，这使帝国的财源和兵源都遭受损失。三、中央政府对帝国边缘地区的控制力不断削弱，起义日益增多，叛乱有损中央权威，镇压叛乱又消耗中央的财富和军队。

外部最大压力，是来自沙皇俄国的挑战。面对沙俄挑战初期，奥斯曼帝国虽已走下坡路但尚可应付，自17世纪末彼得大帝亲政以后，开始推行西欧化改革，大力增强国力和军力，奥斯曼日渐处于下风，败多胜少，不断丧失领土。

与外部冲突的不断失败，让奥斯曼帝国精英在思想上分化成两大派。一派是世俗化的文官、军官与知识分子构成的改革派，他们认为之所以在外战中不断丧失土地，是因为跟西方列强相比，奥斯曼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上已经彻底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另一派是宗教人士和禁卫军构成的保守派，他们反对改革，因为他们知道改革会触动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帝国边疆地区的军阀各自发展实力，强化割据，对帝国的统一产生了致命威胁。如实力最强大的埃及军阀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通过聘用欧洲教官提升自己军事实力，形成实质上的独立王朝。

面对内外挑战，忙于赚钱和享乐的禁卫军根本无法应对。改革派和苏丹都认识到禁卫军是变法图强的巨大障碍，但又必须谨慎处理。因为他们已经从16世纪中叶的2万人发展到当下的13.5万人，势力强大，关系盘根错节，历史上已经多次因反对改革“砸翻汤锅”。

近代的非西方国家中，由于奥斯曼跟西方列强交手最多，所以它也是最早开始尝试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国家。苏丹塞利姆三世（统治时间1789年—1807年）登位之时正赶上法国爆发大革命，对法国迸发出来的新思想充满兴趣。他见识过第六次俄土战争时奥斯曼帝国的惨败，父亲穆斯塔法三世在俄土战争时因过度忧虑死于心脏病。塞利姆苏丹颇具世界性眼光，有锐意改革的雄心，他把自己的改革措施称为“新秩序”。

塞利姆三世明白，欲进行深入改革，必须先搞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忠诚而严明的新式军队。他小心地引入法国教官，尝试按法式军制和训练组建新式部队，终极目标是想打造西式近代化军队替代禁卫军。实战中小试牛刀取得效果，苏丹试图说服禁卫军接受新式的军服、训练和装备，被无情拒绝。

1807年初夏，禁卫军得知苏丹又想扩大军事改革，在自己营地集会，将大汤锅倒扣在地，这意味着他们将发动兵变。禁卫军联合宗教界的大穆夫提（注：最高宗教法官），设立联合法庭，将支持改革的官员抓的抓杀的杀，然后以“违背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罪名罢黜了塞利姆三世，宣布废除他实施的所有改革。

改革路上洒满鲜血

禁卫军将塞利姆三世的堂弟穆斯塔法从囚笼中放出，要他承诺不再做任何改革后将他推上王位，是谓穆斯塔法四世。临别时塞利姆三世对新苏丹说：“千万不要进行重大改革，祝你的统治比我顺利。”塞利姆三世随后准备服毒自杀，穆斯塔法四世打落了他的杯子，发誓说会保全他的性命，于是塞利姆三世顺从地进入了囚笼。

驻扎在莱茵河南岸的阿莱姆达尔帕夏，是改革派将领，也是塞利姆三世的铁杆支持者，他闻讯后发兵攻进首都，打算拥立塞利姆三世复位。当时在皇宫的囚笼里有两位男性继承人——塞利姆三世，马哈茂德（穆斯塔法四世的同父异母弟）。穆斯塔法四世为了保住王位，命令卫兵去处决他们，这样无论是什么结果自己都不会被废黜。塞利姆三世做了殊死抵抗后被杀，而马哈茂德却被一个仆人藏在浴室壁炉里躲过一劫。阿莱姆达尔帕夏攻入皇宫，穆斯塔法四世被送进囚笼，马哈茂德被推举为新苏丹，是谓马哈茂德二世。

新苏丹任命阿莱姆达尔帕夏担任大维齐尔，清算了前次发动政变的官员和禁卫军头领，重新恢复改革举措，并建立一支新式的“塞克班军团”。这种局面仅维持了三个月，禁卫军再次发起兵变，围攻阿莱姆达尔帕夏的官邸，激战数小时后将其杀死。马哈茂德二世闻讯，立即命人杀死囚笼中的穆斯塔法四世，这样就让自己变成唯一男性继承人。禁卫军进入皇宫后毫无办法，只得被迫继续承认马哈茂德二世为苏丹，只是要求他取消改革，解散塞克班兵团。就这样，一场改革还在初始状态，就以死亡两位苏丹的代价而告终。

马哈茂德二世观念上跟自己堂兄塞利姆三世并无两样，他内心把自己定位为奥斯曼的“彼得大帝”，不过他有更坚忍的性格和更深的城府。苏丹知道如果不铲除禁卫军，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推行任何改革。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忍耐和布局了17年。

马哈茂德二世观念上跟自己堂兄塞利姆三世并无两样，他内心把自己定位为奥斯曼的“彼得大帝”，不过他有更坚忍的性格和更深的城府。苏丹知道如果不铲除禁卫军，这个国家将永远无法推行任何改革。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忍耐和布局了17年。

1821年帝国统治的希腊发生起义，禁卫军经过三年战斗仍然不能平息。马哈茂德二世请求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协助，阿里带着他那经过西式改革缔造的军队很快就镇压了当地起义。但由于英法俄三个强国出面干预，这次胜利的意义尽失，奥斯曼帝国连吃败仗，海军也被英法俄联合舰队彻底摧毁。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纷纷从奥斯曼帝国获得了“自治权”，其中希腊在1830年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

经过多年的布局，马哈茂德二世在重要职务上都培植了自己亲信，他还说服几位高层乌里玛支持自己建立了一支新式炮兵部队。苏丹巧妙避开了一切改革字眼，告诉乌里玛们只是想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保卫帝国及其传统，同时保证会让纯正的穆斯林来指挥。军事上接连丧失土地，举国情绪一片低落，帝国精英们普遍感受到了耻辱，大家也看到了禁卫军的无能以及埃及总督缔造的西式新军的战斗力，民意和舆论都站到了反禁卫军一边。

见时机成熟，马哈茂德二世宣布他决定建设一支全新的国家武装力量，而且将由突厥穆斯林来主导。不出所料，禁卫军1826年6月15日在首都的军营倒扣汤锅，再次扯起叛旗，向皇宫发动进攻。但这一次，苏丹有备而来，甚至是他故意引诱禁卫军兵变。

苏丹拿出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号召所有信徒聚集在他旗帜下共同击杀禁卫军，得到市民的热烈响应。禁卫军向皇宫进军时，被苏丹提前部署好的炮兵轰得抱头鼠窜，只得又躲回自己军营院墙背后布置工事，打算凭借坚固防御抵挡苏丹军队进攻，同时为地方禁卫军的叛变赢得时间，但他们希望落空了。马哈茂德二世没有派兵进攻军营，而是调来重炮猛烈轰击，将其军营化为一片火海，炸死4000多禁卫军，更多四处奔逃的小股禁卫军在激烈的街头战斗中被歼灭。

苏丹大获全胜，对被俘的禁卫军实施了大处决，没收了所有参与叛变者的财产，同一天苏丹颁布命令正式解散禁卫军，将一直以来教唆禁卫军的拜克塔什教团宣布为非法，没收他们的教产。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后期著名的“吉祥事件”，禁卫军这个存续数百年的武装特权集团消亡，为接下来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同时苏丹也拿回了旁落多年的大权。

搬掉最大的改革绊脚石，马哈茂德二世开始推动军事、法律、宗教和行政改革。军事改革是重中之重，苏丹知道，没有一支忠诚和强大的军队，改革就缺乏保障。他首先创建一支全新的军队，命名为“穆罕默德常胜军”。军队的制服、训练和装备，以西方列强为模板。经过一番考察和对比，奥斯曼帝国最终选择学习普鲁士军事体系，从那里聘请教官。18世纪末创办但后来被废除的海军工程学校、陆军工程学校，重新恢复启用。

其他领域也萌生了新气象。几年时间，第一所大学伊斯坦布尔医学院诞生，第一份官办报纸《时事纪要》出版发行。帝国政府成立翻译馆，开始有规模地翻译西方的人文和科学类著作。苏丹带头倡导人们穿戴新服饰，尤其要求官员们要穿西装办公。

开启坦兹马特时代

马哈茂德二世铲除禁卫军后只在位了13年，改革事业还需后继有人。里程碑事件是他的儿子迈吉德一世继位后颁布《花厅御诏》，以苏丹诏令的形式把改革确立为国策，并打算在全国推行。

苏丹和高层精英们推出《花厅御诏》，也有重要的历史背景。时至1839年，奥斯曼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基本接近破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国家，只不过并非特定的某个西方国家殖民地，而是所有西方列强的附属国。任何一个西方列强都可灭亡奥斯曼帝国，只不过英法两国认为，保留奥斯曼帝国，可用来牵制沙俄，有利于欧洲的“势力均衡”，当然沙皇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和操作。

《花厅御诏》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最早的宪法性文件，可视为规定了法律、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宪章。从这以后，奥斯曼帝国就进入了“坦兹马特时代”。御诏郑重提到了这些问题：1.保护人民的生命、尊严和安全；2.每个人的合法财产都应受到保护；3.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律平等；4.无论种族和信仰，未经审判不得判处死刑；5.废除包税制；6.任何人无论身份如何，违反法律都应受到惩处。

一纸诏书不可能立马解决所有积弊，《花厅御诏》最重要的意义是它在观念上的革命性转变，这些新思想在奥斯曼历史上史无前例，没有观念的先行则改变永远不会出现。奥斯曼帝国政府开始推行系列改革措施，但执行起来总是不断遭遇挑战，因为有些新措施与旧传统严重抵触。包税人制度的取消就非常困难，直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才被彻底废除。帝国传统是非穆斯林不能从军但需要缴纳什一税，如果人人都有平等公民权，那么军队里是不是会出现基督徒士兵和军官？穆斯林官兵要与他们并肩作战，或者受其指挥，乌里玛阶层和穆斯林群众想到这个问题认为非常羞耻。

若要提升帝国实力则必须发展工商业和贸易，与此同时就要建立适配的法律体系，这在帝国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找不到依据。苏丹效法西方国家成立了商务部，特意开设了一个新的法庭，专门解决贸易纠纷。商务大臣雷希德帕夏1841年以法国贸易法为蓝本制订了商贸法，还编制了有关合伙人制度、破产、汇票等方面的规定，可在乌里玛阶层看来这些法规违背了伊斯兰教法。雷希德帕夏接受掌管司法的乌里玛们质询时，被问道：“这些法规可会与神圣教法背离？”他回说：“神圣教法与这些事务无关。”话音刚落，就被乌里玛们厉声呵斥：“岂有此理，亵渎神明，亵渎神明！”当时社会上已掀起反改革的情绪，也被迫向乌里玛们屈服，搁置商贸法规的出台，解除雷希德的职务。

进入坦兹马特时代，虽然关键领域的改革时不时受挫，但苏丹政府仍然寻机尝试，不断推动的各种改革对此后几十年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都造成了深远影响。有趣的是，每次对外战争失利就导致保守派垂头丧气，改革派就抓住时机推出新举措，这个时候阻力较小，容易取得突破。

譬如1850年独立于乌里玛之外的《商法典》还是出台了，民事和刑事混合法庭也建立起来，法官由同等数量的奥斯曼法官和欧洲法官组成，审判程序依照欧洲惯例。另外，初等教育掌握在乌里玛们手中，如从他们手中剥离出来将引起骚乱和抗议，但中等和高等教育是新兴事物，这一块就慢慢被政府纳入新式世俗教育体系，培养出一大批崭新的中产阶级精英。

本文来源：凤凰weekly，本文作者：段宇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