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份国礼”景泰蓝背后的传承往事

中国有句很有哲理的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这种以金属为胎填敷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作品是舶来品，但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它也很快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就是景泰蓝。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在元代时传入我国，是北京著名的传统工艺品，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使用的珐琅多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新中国成立初期，景泰蓝被作为“第一份国礼”（郭沫若语）赠送外国嘉宾，一时风头无两。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瑰宝却一度面临失传的境地。

新中国的第一份国礼送什么？

1952年10月2日，即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庆典后的第二天，中南海怀仁堂里聚集了来自中国苏联、朝鲜、蒙古、印度、日本、澳大利亚、智利、墨西哥以及美洲太平洋沿岸国家共37国的代表400余人，开始了为期12天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下简称“亚太和会”）。

景泰蓝花瓶

此次亚太和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大规模国际性会议，会议的特色有三：一是与会国家除苏联、缅甸、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其他很多国家均尚未与我国建交；二是与会代表除政府官员外，有许多是工、农、妇女、学生界别的领袖人物以及政、经、法、教、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如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巴基斯坦宗教领袖沙里夫、日本著名演员中村西右卫门、美国黑人工会领袖路易斯惠顿、朝鲜著名文学家韩雪野等，我国代表团则派出以彭真为领导、集各界代表和精英为一体的参会“阵容”，宋庆龄、郭沫若、李德全、包尔汉、吴耀宗、马寅初、陈翰笙、冀朝鼎、华罗庚、老舍、曹禺、梅兰芳、蔡楚生等均在参会之列；三是此次亚太和会共通过十个决议文件，这在国际会议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十个文件所涉及的问题有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朝鲜问题、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问题、加强区域文化经济交流问题、妇女权利问题、儿童福利问题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是此次盛会的核心议题。

1952年，中国邮政为纪念亚太和会在我国成功举办所发行的邮票，其中的和平鸽是毕加索为此次大会特意手绘的

早在1950年11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一次理事会议上就决定1952年在中国召开亚太和会，一方面考虑到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构成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在世界外交中不断发声，对美国霸权主义不啻为一次重大打击。而中国方面则认为，此次亚太和会在中国召开，“不仅可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增进与亚太人民的友谊，而且可以突破美国的封锁，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于是决定积极支持，认真筹备”。

既然要“认真筹备”，那么所考虑的方面就有很多。为出席此次亚太和会的国际友人和来宾设计什么样的纪念礼品？什么样的礼品既能展示中国伟大悠久的传统文化，又能表达时代意义且具有收藏价值？新中国即将送出的这第一份“国礼”由谁来设计、制作？这些都成为当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一天下午，我们去参观北京市手工业公司实验工厂，粗略地看了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景泰蓝是多数人喜爱的手工艺品……”这是叶圣陶1955年3月写就的一篇《景泰蓝的制作》一文的开头。相信很多70后、80后对此都不陌生，这是中学课本中典型的说明文，承载了众多的青春记忆。

景泰蓝诸多工序中的“镀金”一项，拍摄自北京珐琅厂景泰蓝艺术博物馆

叶圣陶此文写于1955年3月22日，10天后，即4月1日的6时20分，新中国抢救景泰蓝技艺的第一人、有着“一代才女”之称的林徽因于北京同仁医院溘然长逝。不知道叶圣陶先生写这篇文章时是否知道，景泰蓝正是在林徽因的全力抢救下才重焕生机，而林徽因通过对景泰蓝传统纹样进行大胆改良、重新设计制作，使景泰蓝成功入选亚太和会礼品，从此让景泰蓝蜚声国际。

“我们选定了北京的手工艺品作为礼品的一部，也是有原因的。中国工艺的卓越的‘功夫’在世界上古今著名，但这还不是我们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我们选择它，是因为解放以后，我们新图案设计的兴起代表了我们新社会在艺术方面一股新生的力量，它在工艺方面正是剔除封建糟粕、恢复民族传统的一支文化生力军。这些似乎平凡的工艺品，每件都确是既代表我们的艺术传统，又代表我们蓬勃气象的创作。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拿它们来送给为和平而奋斗的代表们。”这是1952年10月15日刊登在《新观察》杂志第11期上一篇题为《和平礼物》文章中的一段，该文作者正是亚太和会筹备组礼品设计制作团队的成员之一林徽因。

景泰蓝不仅名为“铜胎掐丝珐琅”，又叫“珐蓝”“嵌珐琅”，英文名为Enamel。其制作工艺包含了青铜、瓷器两种不同的工艺门类，同时又结合了“青绿山水”中特有的绘画技艺及矿物颜料的使用，辅之以雕刻、微雕等传统手工工艺。可以说，景泰蓝是我国工艺美术中一项集大成的综合性工艺艺术。“铜胎掐丝珐琅”自元代传入我国后，与我国民间工艺不断融合发展，至明朝景泰年间，无论器型、纹饰、釉色等方面均日臻成熟，尤其是“蓝”釉料的突破性创新——淡白微绿的天青、琉璃般剔透凝重的钴蓝、蓝宝石般深邃浓郁的宝蓝……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各种珐琅表现形式的“底色”，形成了一种独具中国审美意识的艺术风格，清新、艳丽而又华贵。今天，北京珐琅厂的厂址毗邻“景泰桥”和“景泰路”，景泰蓝于北京当年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但在1949年前后，北京却差点陷入只有“景泰路”而无“景泰蓝”的尴尬境地。

关于林徽因与景泰蓝，一直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50年至1951年间，林徽因应工艺美术界邀请，到景泰蓝和烧瓷等工艺工厂进行调研，林徽因对景泰蓝一技濒危甚感心痛，在深入工坊熟悉生产工序后，亲自主抓设计，并成功制作了一批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特征的新式器型，挽救了濒临倒闭的工坊；另一说是，某日，林徽因与梁思成至北京海王村（现琉璃厂）考察，在旧古玩摊上看见一只景泰蓝花瓶，这只花瓶令林徽因想起旧家摆设的同款器物，一时感怀之情油然而生。该摊主向她介绍，京城景泰蓝制作的大字号——老天利现在难以为继，似先生眼前的天利号景泰蓝器已难觅踪影，“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是快绝根儿了……”。此后，林徽因为考察北京景泰蓝的生产现状，足迹遍布城南，寻访考察了勉力存活的大小几十家景泰蓝工坊。诸多版本的《林徽因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从事了一辈子景泰蓝制作的老艺人握着林徽因的手，激动得老泪纵横：‘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早期毕业生合影

景泰蓝——从“国宝”到“国礼”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北平。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17日，解放军代表请梁思成协助围城部队绘制北平重点保护文物古迹地图，梁思成、林徽因后共同完成了《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书。1949年9月，林徽因、梁思成与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教师们一道，共同参加了国旗、国徽的设计工作，并于1950年6月正式通过审定。1950年，林徽因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可以想见，新中国成立前后，林、梁夫妇为“保护古都、迎接新生”可谓殚精竭虑、不舍昼夜。彼时，梁思成、林徽因身为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的教授、专家、学者，参与“古建文物保护”“都市计划”等可谓顺理成章，毕竟之前营建系就叫建筑系，但景泰蓝是如何与清华大学营建系结缘、成为营建系学习的重要内容呢？这点确实应该探一探究竟。

其实，“营建”与“建筑”，关键在于“营”字。我国对“营”字的理解，源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取营建、营造之意；又《诗·大雅·灵台》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将“经”“营”并列而置，除“建”以外，意涵延伸为长期的、能动的、有计划性地不断改良。而在西方，从建筑学意涵出发，“营”有“物质环境”一说，英文Physical Environment在建筑学专业中被译为“体形环境”，即将建筑物的体形及周围环境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并进行规划、设计——建筑教育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更要造就融贯整体环境，有着人文、审美情怀、情趣的规划型人才。中西学说渊源不同，但殊途同归。“营”字关乎“融通”、关乎“审美”、关乎“人文”……梁思成在1949年7月10—12日《文汇报》上发表的《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中作了如下阐释：

以往的“建筑师”大多以一座建筑物作为一件雕刻品，只注意外表，忽略了房屋与人生密切的关系；大多只顾及一座建筑物本身，忘记了它与四周的联系；大多只为达官、富贾的高楼大厦和只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厂房、机关设计，而忘记了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大多只顾及建筑物本身，而忘记了房屋内部一切家居设计和日常用具与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所谓“建筑”的范围现在扩大了，它的含意不只是一座房屋，而包括人类一切的体形环境。

所谓“体形环境”，就是有体有形的环境，细自一灯一砚、一杯一碟，大至整个的城市以至一个地区内的若干城市间的联系，为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建立文化、政治、工商业等各方面合理适当的“舞台”都是体形环境计划的对象。清华大学营建课程就以造就这种广义的体形环境设计人为目标。……“营”是适用与美观两方面的设计，“建”是用工程去解决坚固的问题使其实现。

清华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正式更名为“营建系”后，中国传统工艺、传统艺匠等只要能服务于新中国建设、能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能美化人民生活环境等各类形式的有形、无形的设计相关领域，都被纳入“营”字范畴。这一点从“营建系”所设五类课程就可以充分体现出来，这五类课程分别为：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设计课程、综合研究。

为抢救景泰蓝所设的“美术小组”究竟归属于“表现技术”还是“设计课程”，或者只是为亚太和会而临时设置的一个“研发突击小队”，我们不得而知，但景泰蓝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营国”息息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常说“初心”与“匠心”，真正能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恰是“经营”二字。

“景泰蓝是国宝，不要在新中国失传”，这是林徽因去世前对清华大学营建系美术小组学生钱美华说的一句话。钱美华1951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后北上来京，在林徽因担纲教学的这个美术小组里继续深造。“老师每吐出一个字，鼻子上的氧气管就跟着颤动，可字字都真切……”钱美华的回忆也是真真切切。此后，她把一生都献给了景泰蓝艺术。另一位美术小组的学生是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据她回忆：林徽因对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等几种图案非常不满意，她找出历代装饰资料学习研究，当看到故宫午门展出的历代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后，主动要求常沙娜到营建系美术小组来，从事新图样的设计工作。

林徽因主持设计、制作的亚太和会国礼夔龙纹罐

亚太和会国礼在器型上的创新

既然确定了景泰蓝作为“国礼”，林徽因和美术小组人员殚精竭虑，努力以最高的水平来呈现中国的这门传统艺术。在《和平礼物》一文中，林徽因充分阐释了景泰蓝的创作理念以及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如何坚持“守正创新”的心路历程：

病床上的林徽因

这些礼品中的景泰蓝图案，有出自汉代刻玉纹样，有出自敦煌北魏藻井和隋唐边饰图案，也有出自宋锦草纹、明清彩磁的。但这些都是经过融会贯通，要求达到体型和图案的统一性的。在体型方面，我们着重轮廓线的柔和优美和实用方面相结合，如台灯、小圆盒都是经过用心处理的。在色彩方面，我们要对比活泼而设色调和，要取得华贵而安静的总效果，向敦煌传统看齐。这些都是一反过去封建没落时期的繁琐、堆砌、不健康的工艺作风的。所以，这些也说明了我们是努力发扬祖国艺术的幸福人民，我们渴望的就是和平的世界。

传承与经营

今天，坐落在北京城南安乐林路的北京珐琅厂代表了北京景泰蓝的最高水平，当年林徽因考察过的大小十余家工坊就是它的前身。清华大学工学院营建系美术小组成员之一钱美华是这个厂的第一任总工艺师，另一位成员常沙娜则为厂三楼的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题写了馆名。

2021年5月，我在北京珐琅厂的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采访了该厂的董事长谢燕华先生，听他讲述了他与珐琅厂的渊源以及景泰蓝的传承故事：

我是1981年入厂，当初被分在制胎组。当时制胎都是人工手打，我们组有几十个人，都是大小伙子……我们珐琅厂有一个传统，老师傅们快退休前，为了让年轻人能更多地学习他们的手艺或者说技术，让他们的技艺更好地传承下来，我们会从各个组抽调骨干，和这些老师傅们共同组成一个“突击小组”，由这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件作品。这个作品从设计到制作可能历时三个月、半年甚至更久，通过这样的方式，带一带年轻人……今天博物馆中的很多作品，都是“传承”之果！

除了传承，留下好作品、好手艺之外，我认为，真正让景泰蓝这门手艺或者说这项工艺走向兴盛的，是我们建了这座博物馆。我们以博物馆为阵地，对外宣传景泰蓝艺术、景泰蓝技艺，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件国宝。这也与这些年我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传统文化宣传有关，也可以说是文化的力量让景泰蓝艺术重新发扬光大！

谢燕华从传承与文化两方面总结了珐琅厂的“经营之道”，他不断地介绍博物馆中的各个作品，更像一位专业的景泰蓝博物馆讲解员。当走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珐琅厂的作品柜时，谢燕华指着清华大学营建系美术小组钱美华的照片说：“这是我们珐琅厂的缔造者，也是我们第一任总工艺师钱师傅，她在珐琅厂干了一辈子。”

钱美华在珐琅厂里被称为“钱师傅”。遥想当年，杭州西湖侧畔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毕业的高材生艰辛北上，与景泰蓝结缘，竟一生献给了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工艺艺术。现任北京珐琅厂总工艺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钟连盛也这样回忆自己的师傅，“钱师傅她们这代人可以说让景泰蓝这门艺术超越了前人，无论是工艺技术方面还是器型方面。工艺技术方面，比如烧制炉子，20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使用天然气，现在我们用电炉并配有电子温控，科学控温的同时又能实现环保。器型方面，前人的景泰蓝多是摆件，少有大器型作品，而我们可以设计制作出两米甚至更高、更大的器型。”

以钱美华设计制作的“和平尊”为例，钟连盛给我讲授了景泰蓝的制作细节和寓意，他说：“以这种尊为例，从钱师傅那一代人开始技艺日臻成熟，之后几十年的发展，在不断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我们在图案纹样、器型等设计上不断突破，在题材上既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也要带有各个时期时代的特征。这件‘和平尊’是钱美华老师傅的收官之作，是2009年我们参加工艺美术展获金奖的作品，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专门设计制作的。这件作品整体高2.09米，寓意2009年，正好是新中国六十华诞；因为2009年是牛年，因此尊的底座为三头牛，象征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奋耕耘的精神，也托起了和平尊主体。主体图案正面是三只和平鸽，背面也是三只和平鸽蓝色为底，中间是百花百鸟，有牡丹花、牵牛花、绶带鸟、长寿鸟等。配饰上有鹦鹉，象征莺歌燕舞；凤凰，象征百鸟朝凤；和平鸽，象征我们向往和平的愿望。”钟连盛介绍作品细节和寓意一气呵成，钱师傅的作品及传承故事蕴含在他的每一声“师傅”里，“钱师傅二十几岁投身景泰蓝艺术……钱师傅五六十年代创作环境太艰苦了，我们现在的条件太好了，这件作品是凝聚着钱师傅一生学习、创作、孜孜以求过程的集大成之作……”

景泰蓝艺术、景泰蓝艺术博物馆、北京珐琅厂……一路走来，林徽因解读“传统”，钱美华解读“坚守”，谢燕华解读“经营”，钟连盛解读“传承”。从钱美华师傅的最后作品“和平尊”上，我仿佛看到当年亚太和会国礼上那只和平鸽的影子，它振翅的模样，仿佛百尺腾空之余再往高处……

本文来源：《纵横》杂志，本文作者： 袁畅，作者单位：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