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改传媒陈子阳：永远要警惕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

七十年前，英国与法国这两个日渐式微的西方大国，曾试图以武力重新掌控苏伊士运河。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两国领导人并非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比如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不仅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被普遍视为二战后最具文化素养的唐宁街10号主人之一。然而，正是对自身国际地位下滑的焦虑，让本应理性的人做出了冲动甚至鲁莽的决策。

此后，法国深陷阿尔及利亚战争——一场注定失败的殖民地冲突；而英国则选择置身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对欧洲联邦化的前景持怀疑态度。这些战略误判的影响延续至今，仍在塑造着两国的国际角色。

当然，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英国不可简单类比。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其衰落远不如昔日大英帝国那般剧烈，更多体现为相对优势的收窄。但换个角度看，美国面临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

当年英国至少还能自我安慰：它将全球主导权交给了一个同属英语世界、实行民主制度、且以白人为主体的新兴超级大国——美国。而如今，美国所面对的崛起力量是中国——一个在政治体制、文化传统、语言体系乃至社会结构上都与其存在根本差异的国家。

正因如此，尽管从客观指标看，美国地位下滑的幅度远小于当年的英国，但其主观上的失落感可能更加剧烈。“输给谁”这件事，确实至关重要。

如果再把特朗普这样一位对等级秩序极度敏感的人物纳入这个变局之中——他几乎堪称“阶层意识”的教科书式代表——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执着于格陵兰岛、在加勒比地区推行炮舰外交，以及做出其他类似“苏伊士时刻”的举动：这一切，本质上都是试图挽回正在流失的全球威望。

但必须指出，即便换上一位所谓“正常”的美国总统，美国当前的对外行为恐怕也不会温和多少。历史表明，陷入地位焦虑的大国往往倾向于通过强硬姿态来掩饰内心的不安。真正能够优雅接受自身衰落的超级大国，在历史上凤毛麟角。

若想证明这并非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只需回望小布什执政时期便可一目了然。

彼时，“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说法尚未流行，但美国已然显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且不论伊拉克战争这一重大争议，单就小布什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公开蔑视，就足以说明问题。这里并非要全盘否定小布什——事实上，全球治理体系中确实存在大量披着“自由主义”外衣、实则空洞左倾的象征性议程。作为坚定的亲西方保守派，他对某些国际机制持怀疑态度，并非毫无道理。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对所谓“法律主义”世界秩序的疏离，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悄然开始。这背后显然存在某种结构性动因，而这一动因很可能正是“相对衰落”本身。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绝对成就依然耀眼夺目，这使得其相对衰退的趋势不易被直观感知。但衰退确实在发生：近年来，美国单边制裁的效果日益减弱；在人工智能等关键前沿领域，其领先优势不再稳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能在西半球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此外，中美之间的军事差距，也远不如千禧年初那般悬殊。

在此背景下，即便是传统共和党籍的总统，也可能采取较为激进的对外策略——虽不至于如特朗普那般冒进，但方向未必温和。

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正在经历地位滑坡的国家或群体。对于那些生活水平长期高于出身背景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向下流动”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即便整体状况仍优于多数人，哪怕只是地位上的小幅下滑，也足以引发强烈的情绪失衡甚至极端行为。

历史提供了清晰的镜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中产阶级，在经济崩溃中失去毕生积蓄，最终在选举中转向了纳粹党，而非最底层的贫困群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这一心理机制只是以更宏大的形式重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何尝不是对苏联解体后国际地位持续下滑的一种激烈抗议？

当然，个体领导者的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特朗普的出现让我开始重新思考“伟人史观”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某些历史模式似乎超越了具体人物、时间和地点而反复显现：有没有哪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在接受新定位的过程中未曾表现出动荡与不安？

我实在想不出一个反例。特朗普的行为无疑是这一趋势的极端体现，但即便没有他，类似的反应大概率仍会发生——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近年来，修昔底德那句名言“强者行其所欲，弱者忍其所不能”被频繁引用。人们常肃然点头，仿佛道出了国际关系的残酷本质。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句话隐含的逻辑是：国家越强大，就越具侵略性。然而回望历史，美国在其国力巅峰的1946年前后——也就是特朗普出生之时——拥有全球近一半的工业产能，并独享核武器垄断地位。可恰恰是在这一权力顶峰期，美国并未“为所欲为”，反而推出了马歇尔计划，牵头建立北约，展现出罕见的战略远见与克制。它帮助重建战败国日本与德国，将其改造为和平导向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堪称“开明自利”的典范。

反倒是随着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才逐渐显露出更强的对抗性和单边倾向。

诚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能解释部分差异——比如哈里·杜鲁门显然比特朗普更具责任感与战略定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结构性变化：一个国家站在高处时，自然更容易展现宽容与大度；一旦感到地位动摇，偏执、猜疑与攻击性便容易滋生。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在美国逐步适应从“唯一超级大国”转变为“多极世界中的主要力量之一”的过程中，其对外行为仍将充满张力与不确定性。

值得欣慰的是，英国与法国最终也完成了这一艰难转型——尽管它们的衰落程度远比今日美国更深。

人们常常引用狄兰·托马斯那首关于衰老与抗争的著名诗篇《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却很少提及诗中的另一层深意。在反复呼吁“怒斥光明的消逝”之后，诗人也冷静地承认：“智者临终时，明白黑暗终将降临。”

特朗普选择了愤怒与抗拒。但若换作他人身处其位，面对相似的历史处境，恐怕也难逃同样的路径依赖。

作者 | 陈子阳 北京中改在线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