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外婆被迫站岗，谁在让家长“自愿”护学？

山西太原的二胎妈妈杨丽红是80后，她的母亲70岁了，有基础病，如今还要一大早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然后按时去为学校站“护学岗”。

冬季路滑，她隐隐担心过老人会不会出事。老人记性不太好，偶尔忘记排班时间，班级群当天就会弹出消息，点名“今天有家长没有护岗”，杨丽红很紧张，但又怎么忍心责备老人。

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当地一所公立小学就读，学校规定三年级以下家长必须参加护学岗。六年前，女儿刚读小学，她就开始参加，好不容易等女儿升入高年级，又迎来儿子幼升小，站岗进入第四年。

她一学期大约轮到10次，其中9次，是放学时把班级队伍送到校门外的家长接送点，还有1次，是上学前站在校园周边的马路上，引导、拦截车流。工作忙不过来时，首先接球的，成了家里的老人。

在繁杂、细碎的家庭生活中，和杨丽红一样，被护学岗这种小事折磨的家长不在少数。过去一年里，“家长站护学岗”的争议不断，从热搜画面中可以窥见站岗家长积压多年的疲惫：2025年5月，广西百色某学校家委会强制安排家长轮值，一名三年级学生家长被迫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在路边站岗40分钟；12月底，甚至有一位湖南张家界45岁家长，在护学岗上昏倒离世。

近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聂鹏举建议，取消家长“护学岗”机制，别让家长替学校站岗。在抖音平台，这条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建议发出后一天就获得了10万转发，19.9万点赞，3天内在热搜榜单前八，关于家长是否应该站护学岗的话题再度成为热点。

杨丽红看到了这条建议，但觉得取消“没希望”。在得知湖南张家界家长在护学岗上昏倒后离世的消息后，她就暗自期望过取消家长站岗，但到了2026年3月开学季，她又收到了护学岗排班表，不得不开始计算，这个学期怎么才能捱过去。

杨丽红计算过，每次上学前站岗，早上7点多就要到校，上班必然迟到。她是一所中学的班主任老师，上班时间早七晚八。这两年老师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但自家孩子的“护学岗”又没办法推掉，这件“芝麻大的小事”开始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杨丽红的父亲常年脑梗。有一次，母亲住院一周，她既要照护父母、孩子，又要兼顾工作，一个人恨不得掰成几瓣用，更不要说腾出精力来站护学岗。为了不让老师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印象，护学任务只能转移到丈夫头上，她不得不把远在两百公里外异地上班的丈夫叫回来。后来母亲身体好了，站岗任务又重新转移到了母亲头上。

许多学校还有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55岁以上老人站岗，无奈之下，家长开始找起“代站岗”， 一个隐秘的市场应运而生。

在闲鱼键入“代护学”，上海、杭州、长沙、合肥等城市的下单页面立刻跳出来。杭州一“代站岗”页面简介写道：“学生护学岗！业务熟练！适合工作忙！生意忙！没时间去的家长！”标价50元，显示“已售50+”，153人留言。

长沙90后二胎妈妈罗美丽，从2025年10月开始线上接单代站护学岗，2026年1月中旬的一周，她迎来“事业高峰期”，天天能接好几单，忙不过来就分给朋友。

冬天早晨六点多，天还黑着，她就要从家里出发，赶在七点半之前抵达客户指定的校门口。站岗流程几乎都一样：到学校保安亭，扫二维码，填写孩子姓名、班级、家长姓名，然后穿上红马甲，戴上袖标，走到指定点位。站几十分钟后，返还袖标，收工回家。有时，还要配合学校拍照留存，证明家长到岗。

一次次代站岗后，罗美丽发现清晰的客户画像：双职工家庭，小学、初中生家长，妈妈居多。她还看见了当下中式家庭的育儿难题：双职工家长请假难；只有母亲照顾孩子的二胎家庭，时间协调不开。

一天，上午十点多，有位妈妈突然来联系罗美丽，说家里二胎感冒了要送医院，希望她中午12点前赶到学校，为一胎站护学岗。当时罗美丽正带着孩子出门玩，但她还是马上答应，不光是为了钱，而是因为她感同身受，特别理解这种芝麻小事，在安排紧凑的育儿家庭生活里，一下子就难住了家长。

罗美丽还接过“打包单”，一位妈妈一次性支付了4次费用——她被学校密集安排在一周站岗，周二和周五每天早上和中午各一次。

一学期下来，罗美丽累计接了四五十单“代站护学岗”，客单价40-60元，收入两三千元，差不多可以顶孩子一学期的学费。

一开始，护学岗确实是自发行为。

2011年，浙江宁波就出现了家长和老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专门为开车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开车门，这样停在校门口车能立刻开走，校门口交通拥堵可以得到缓解。次年，宁波市教育局和公安局把这个案例作为“家校协同”的典范，向全市推广。在当时的报道里，受访家长表示，早上上班时间宽裕了，志愿者说，护学岗一学期才轮到一次，每次两到三天，占不了太多时间。

到了2015年，公安部发布试行文件，以公安机关作为护学岗的主导力量，教育部门牵头家校协同，组织家长志愿者参与护校工作。四年后，2019年9月，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加快推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护学岗”机制。护学岗正式从纸面落实到全国各地的学校。

但随后，文件上的“协同”与“鼓励”，在现实中演变成一条清晰的压力传导链：教育局将安全责任压实给学校，学校将任务分解给年级，年级最终将指标落在班主任身上。班主任站在家校连接的最前线，承受双倍压力。

梁冬娟在杨丽红子女所在的学校任教，教龄近三十年，她亲历了这场看似细碎，又声势浩大的学生安全保卫战。在她印象里，大约六七年前，学校开始设立护学岗。起初请家长自愿报名，没什么人响应，后来动员家委会成员站岗，也效果不佳。

在她看来，阻力最大的时候是从2021年起，教育部印发“睡眠令”之后。文件规定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不早于8点20分。站护学岗的家长，比原先晚20分钟才能离开学校，再赶去上班就要迟到，家长对护学岗的抱怨声越来越多。为此校领导还特地强调，不要因为“这样一项工作”引发舆情。

在数不清多少次的协调后，梁冬娟对“家长自愿站岗”彻底放弃了幻想。最终，每学期初，班级群都会收到一张她发布的排班表，按学号轮流站岗。“一视同仁，就告诉家长需要协助工作，都按学号来轮，”她说，“只能这样，比较公平。”

但排班还是经常有家长没法到岗，她自认为做了这么多年的老师，与家长有些情分在，经常私下协调：“你能不能早来，帮忙顶一下？”起初还有家长愿意，次数多了，情分就不管用了，开始说忙。于是，她不得不亲自出马，开始替缺席的家长站岗。

安全责任层层下压到每个具体的家庭中，人们看待它的态度发生了转向。

江苏妈妈吴沛是晚育女性，41岁才生下女儿。女儿上幼儿园小班时，老师提出希望家长站岗，她就是梁冬娟口中“能帮则帮”的那种家长，她第一次站岗还兴致勃勃地自拍。

但孩子上中班后，一次，老师因“领导检查”，要求护学家长必须“拍照打卡”。吴沛感到“被冒犯”，“打卡”把护学从“自愿”变成了“强制”，家长从“帮忙的人”变成了“被命令的人”。

她拨打12345投诉“拍照打卡”。约一周后，打卡被取消。但她开始隐隐担心：老师知道投诉人是我吗？女儿会不会被“穿小鞋”？从明面上看，她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谁都没有提起过投诉的事。后来，她想开了，觉得知道是谁也无妨，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对于护学岗是否家长自愿的质疑，在2025年底张家界家长死于护学岗事件后冲向热搜，当地教育局工作人员曾回应媒体，护学岗是家长的“自愿行为”，与该校家长向媒体表达的说法有出入——很少有人自愿报名参与护学，因此实行“轮班”，也有家长说，“别的家长都参加了，那我肯定也要参加，孩子在学校里上学”。

杨丽红从来都是配合的那种家长，因为孩子校门口交通状况确实“糟糕”。但她有时还是疑惑，“学校完全可以把这个安排了，没必要用家长”。

对于设立护学岗的初衷，老师梁冬娟这样解释，“（校门口）交通环境太糟糕了”，学生过街“非常危险”。

这所公立小学在一条巷子里，紧邻城市车流最大的交通主干道，巷子成了车辆进入主干道的必经之路。早晨七点半刚过，校门口已经停满送孩子上学的私家车。

放学时，家长聚集等候，接孩子的车辆多数会提前十几分钟停在校门口，造成的堵塞更严重。学生队伍一南一北从学校走出来，尽管护学家长跟在队尾，试图全程看管，直到学生安全抵达家长接送点，可活泼的孩子根本不受控制，有时勾肩搭背攀谈，有时横冲直撞奔走，在拥挤的人群和两三层电动车中寻找家长。

虽然杨丽红不曾听到什么事故，但有不少家长曾目击校门口交通事故。一位长沙父亲就告诉凤凰网，他在2025年目睹了放学时低年级学生被突然冲出的汽车撞得头破血流。

第30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北京林业大学城乡规划系讲师毕波表示，校门口的交通问题，本质上是机动车、行人、接送家长和学生之间的路权分配问题，而这需要合理的城市规划来解决。但这类需要空间改造、多部门协同的系统性规划方案，受场地条件、建设成本等多重限制，很多地方难以快速施行。

在理想的规划落地之前，护学岗成了维持最低限度秩序与安全的权宜之计。

多地市民都陆续在政府政务平台上投诉，建议取消家长护学，比如，江苏南通市政投诉平台上，有一条2024年的家长留言，除了呈现典型家庭照护困境之外，还追问：让未经专业训练的家长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是否妥当？责任该如何界定？

罗美丽之所以能够无缝为家长代站岗，是因为这个护学从来没有任何培训，只有形式上打卡的要求。她偶尔会想，万一自己或学校孩子出事了，责任算谁的，“是学校？雇主家长？还是我……”

杨丽红站岗时也思考过承担责任的问题。她印象里，学校从未出具任何书面声明或自愿承诺书，来体现护学岗的责任划分，“如果家长是自愿干的，（出了事）让家长承担责任不太合适”。

此外，家长显然也没有执法权，梁冬娟说，护学岗的主要任务是劝导家长别乱停电动车，防止孩子冲向马路，但劝导并不一定有效，“不听也没办法，全凭个人素质”。

湖南长沙的单身爸爸李杰站过两次护学岗，孩子的学校在一条支路上，家长负责在上学时段截停路过校门的车辆。他看见过护学家长与车主争吵，最激烈时双方险些动手。车主质问：“你凭什么管我？你有这个权利吗？”

李杰也拿这些问题反问自己。后来他拨通12345，建议取消家长护学，让学校请专业人员交通管制。电话里得到回复：人力不够。护学任务照旧，只是家长旁边的“交警”立牌变得更醒目了。

在推行护学岗的文件上，政策设计的逻辑本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相关文件明确，护学岗应以公安民警为主导，学校负主责，家长是“辅助”和“补充”，并且，严禁责任转嫁。

可是梁冬娟提出疑问，“光靠学校老师的力量达不到完全保证学生安全”。

她的一天被学生填满：八点到校，早读，一天两节课，看二十分钟大课间，下午上课，看阳光体育活动，放学，送学生出校门。她的班里有40多名学生，一个年级10个班。“要盯住这么多精力旺盛的小学生不出安全事故，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她说。

前段时间，班里一个学生偷偷带烟花，中午放学时在教学楼摔着玩。梁冬娟把家长叫来，对方说：“他要玩，我也管不住。”她感到无力，没出事时家长不在乎，一旦出事，责任很可能落在学校和老师身上，而在护学这个问题上，老师和学校恐怕面临同样的处境。

在校学生出现任何问题，责任都和一线老师密切相关，因此关于护学岗，老师也有很大意见。对他们而言，这又是一件挤占教学时间、却“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人员冗余”，“少一两个人其实没太大问题”，上海90后教师何亦菲如此描述护学岗。她听过班主任同事吐槽，没人愿意站岗。

但她也知道，没人会冒险减少这“冗余”。她看到，每次安全事故带来的后果，就是催生出更多类似“护学岗”的任务。她举例，2025年9月，上海校园配餐企业绿捷为在校学生供应的学生餐中，虾仁菜品被曝混入虫体、存在异味，引发强烈关注，该事件后，学校开始出现“护食岗”，安排部分老师“验菜”，凌晨四五点就要到食堂，检查食材是否新鲜并签字。

“老师们懂什么呢？”何亦菲感到荒谬，这已远远脱离了教学本职。

“现在多数老师都不愿意做班主任。”她接着说，做班主任每月多约一千元，但工作量高出一倍不止，许多任务都与学生在校安全问题相关。比如，发放“安全假期告家长书”并回收签字，没回收到的学生出事责任在老师，疫情刚结束时，她曾几次被凌晨四点被叫到学校核查学生情况。

梁冬娟也细数那些让她头疼的学生安全风险：课间活动，学生跑闹磕掉牙齿；跳绳比赛学生韧带断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她坦承自己惧怕举办大型活动，哪怕诸如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也会要求家长一同参加，主要目的就是确保安全。

在这种焦虑下，护学岗被异化成一种复杂的仪式，家长和老师默契配合，完成这场关于安全的表演，而真正的问题——城市交通规划的专业缺陷、人力资源的客观不足，被暂时掩盖。“护学岗”排班表里的人海战术，变成了最直接的方案，尽管这拉高了每个家长、老师的时间成本，而且权责模糊。

除了护学岗之外，家长还卷入诸多学校事宜。杨丽红曾为大女儿去竞选学校家委，每学期都要帮忙完成许多任务：开学前打扫搬书、活动时做PPT、给孩子活动表演排练……

每个月，杨丽红还要设计制作班级墙报。她下班后找素材、设计、与打印店沟通，老师审核不通过还得修改，这让她有种“当乙方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家长“被迫自愿”承担这些工作，杨丽红坦言，“怕孩子在学校受伤害”，家长希望孩子能得到更好的关照。这和站护学岗异曲同工。

如今，多数学校的护学岗看似已顺畅运行，形成一种家校深刻的默契。它不再需要动员，内化成“默认必须完成”的任务。表面高效有序，避免争执。然而，在这“约定俗成”的平滑表面之下，涌动着复杂而隐秘的心态。

带着相似的、“为了孩子”的期盼，多数家长会按时穿上红马甲，站在指定点位。他们将个人不便默默吞咽——身体的到场，或许能换取一份心理安慰：我的孩子在校处境，可能因此更“安全”一些。

可杨丽红越来越觉得，这种“奉献”并没达到预期效果。女儿活泼爱说话，班主任当着全班面给她起外号，“X大姐”，讽刺孩子八卦，班里两个女孩都被如此对待。她回想，当初作为家委那些额外付出，“没有效果”。对于那些“家校任务”，她仍在完成，“怕不完成的话，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她也从未向学校反馈，怕给孩子带来很多麻烦，只能要求自己正在成长的孩子：“少说话。”

3月5日，全国多地开学。开学第一天，罗美丽已经接到了新的一单。杨丽红依然在仔细盘算自己的时间，想着该由谁去，或者，该花钱找谁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