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下半场：走出“沉默的巨人”困境

非洲人开会经常迟到，原定9点的会，9点半到就算非常准时了。纪录片导演杜风彦在非洲工作时想出了一个办法：谁迟到，就请所有人吃早餐。他自己先故意迟到了一次，请吃了早餐，规则就此推行开来。

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很管用。当地人工资不高，不少人为了省钱不吃早餐，知道有人请客，早到的积极性也高了。“既是对迟到者的惩罚，也是对所有团队的激励。”杜风彦说。几周后，基本没人迟到了，当地朋友评价：好玩又公平，也不伤朋友的感情。

这个小故事，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中跨文化管理挑战的一个缩影，而挑战远不止如何让员工准时上班这么简单。

杜风彦常驻非洲，去过二十多个非洲国家。他注意到，随着中资企业在非洲不断扩张业务，它们正受到更多来自外部世界的审视，目光常常聚焦于企业经营中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供应链、社区关系、不同族裔员工的文化冲突。“这些过去中国企业不太重视的部分，现在不再仅仅是道德要求，甚至成了法律风险点。”

杜风彦是在中国矿业巨头华友钴业近期于乌镇举办的“负责任商业行为与企业文化论坛”上分享这番观察的。他曾在亚非大陆骑行3万公里，是最早系统记录非洲基层社会的中国导演，积攒了大量对非洲矿区和中国海外工地的一手观察。

出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中国矿企的海外开采主要集中于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面对来自上游矿产国与下游市场国的双重压力：在上游，矿产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不断抬头，比如刚果（金）和津巴布韦等政府都要求矿业企业免费向其转让干股并获得分红；在下游市场，尤其是欧美，ESG正从“软法”变成硬约束，一家企业在冲突矿产、劳工人权、环境治理上的表现直接关系到它的产品能否进入这些市场，一旦出现疏漏还可能被打上“掠夺式开发”、“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邀请杜风彦来做分享的华友钴业，自己就曾在非洲栽过跟头。2016年，国际特赦组织点名该公司在刚果（金）的子公司购买的钴矿在开采过程存在童工问题，并指出其产品被苹果、三星、大众等公司采用。报告发布后，许多客户一夜之间暂停订单，令华友陷入巨大的经营和声誉危机。华友开始高度重视供应链的ESG问题，追溯钴矿源头，调查手工采矿风险，禁止手工采集的钴矿进入其供应链，并与国际NGO合作在矿区新建学校，资助当地童工返校。此后几年间，华友自创了一套供应链尽责管理“六步法”，比经合组织（OECD）的通行准则还多加了一步，即去到矿区现场展开童工返校、校舍援建、农业示范园等项目，以缓解滋生童工现象的贫困问题。

华友钴业副总裁孙立会说，供应链童工危机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建立供应链尽责体系的开端。他说，如今华友的经营活动跨越全球多个地区，每年面对“很多供应商，对我们一次一次的三方审核、几十个立法标准的约束”，这使得公司必须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管理。

“谁掌握叙事权，谁就能降低风险。”他说。

“不会表达”的代价

导演杜风彦说，中国人总认为“做好事不留名”是一种美德，但在海外经营中会因此吃亏。“中国企业会经常在报告中写，我们在非洲打了多少口水井，但数字它不会讲故事。”

在埃塞俄比亚的很多地区，人们还直接从河道取水，经常是人和牲口共用一个水源。骑行经过一个村庄时，他看到妇女们从一口水井中打水，水质很清，但妇女们都不知道它是谁挖的。后来一位经过的老人说了一句，是“当年中国人”挖的，但依然不知道具体是哪家企业。

相比之下，他在坦桑尼亚也看到过一个水井，井上有铭牌，刻着“日本援建”，已经成为当地一个地标，居民们会说“去日本井打水”。路边还竖着一个纪念碑，上面用几国语言记录了一件事：1985年日本援助人员路过那儿时，发生过一场车祸。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

仅仅留下痕迹还不够，还要懂得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杜风彦举了另一个水井的例子。中国人帮一个村子修了新的水井，离家近，取水安全又方便，村民们一开始很高兴，但没过多久，妇女们又跑回河边去打水了。原来去河边打水是她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社交时刻，一路上可以聊天，放松心情，去井边打水反而把她们的生活节奏打乱了。

“不能用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去推测他们的生活，效率高不等于生活好。”他说。

但中国企业学得很快。肯尼亚曾有一位享誉国际的音乐人奥加达，以弹奏当地少数民族一种独特乐器出名，得过奥斯卡奖，但当地年轻人中认识他的不多。2019年奥加达去世之后，一位中国艺术家以他的一张照片为创意，找到一家中国企业提供瓷砖，由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共同施工，搭建了一面三米多高的纪念奥加达的瓷砖墙。当地人很感激，觉得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当地文化的尊重。

“原来你们不只是过来修路建厂，你们也在乎我们的社区文化，也不是单向施舍我们东西，而是大家一起做。这就非常容易被当地接受，也是非常容易被记录下来的一个ESG行动。”杜风彦说。

“太多技术、太多数字”

财新传媒资深记者罗国平跟踪报道能源与资源领域10年，这也恰是中国矿业企业加速出海的10年。她观察到，10年前，中国矿业企业在海外奉行“闷声发大财”，但到今天，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欧美企业、NGO组织关注度越来越高，“多做少说”已经行不通了。

她在印尼、刚果（金）、几内亚看到了中资矿业企业如何助益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如在几内亚，中资建设的西芒杜铁矿项目创造了6万多直接就业和10万多间接就业；在印尼，中国人建设了青山工业园，并深度参与了所在地区第一家职业高中的办学，提供实训基地和设备，学生毕业后还可以进入园区内企业实习并转正。

但中国企业的表达能力是个明显的短板。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Angela Wilkinson）曾对她说，中国企业做得很好，“但讲的故事都太技术了，都是事实、数字和工程，没有传播力。”

一个刚果（金）当地人也与罗国平分享过他对中国企业的观察。他说，中国企业来到这个政府薄弱、治理不善的国家，发现这里NGO、社区和媒体众多，每个机构的立场、利益和言论又都是不同的，中国企业不习惯这样的混乱环境，干脆选择不做交流，结果就是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和媒体就会指责它们，很少有人为它们说话。

“我们中国的管理理念强调从上到下，强调的是贯彻执行。但海外很多国家受欧美殖民过，受西方文化影响大，强调的是自由的表达，自由的人生态度。”罗国平说。

在这样的文化中，沟通时讲价值观、讲“赋能”就变得很重要。罗国平在刚果（金）的卡莫阿看见过一个社区缝纫项目，实质就是把一些村民组织起来，提供缝纫机让她们做些活计，而当地的组织方巧妙地使用了“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精神）这个词。

“当地中资企业没有用这个词的，但我觉得这个词很准确，把他们在做的事情拔高了，也更能让当地和西方文化接受。”她说。

罗国平也认为，中国企业已经从过去的被动适应环境，走到了需要去主动塑造环境的阶段，“如果你不说，让别人去猜，肯定是拿不到话语权的。”

她还用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解释表达的重要性：“AI时代，机器学的是什么？它学的是以前的数据，沿着时间轴和你给的偏差值去拟合出一个标准值。人类的意义就是提供偏差值。”在这个逻辑之下，中国企业就要给机器学习提供尽可能多的偏差值，所谓偏差并非对或错，而是不同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企业不主动发声，关于矿业的国际叙事就会被西方话语体系垄断。”

被忽视的潜在盟友

如果说“表达能力”是中国企业的软肋，那么对工会的认知偏差则可能让中国企业错失潜在的盟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比较工会学研究中心主任王侃在印尼调研时发现，当地有四五个最活跃的工会组织，与中国人理解的“一元”（即党领导下的）工会制不同，印尼的这些工会立场从极左到极右都有，形成了完整的政治光谱。

许多中国企业将工会视为“敌对组织”，但实际上，与当地工会配合得好，可以产生三层积极作用：在政治层面，工会在当地政策倡导中往往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环境营造方面，与工会合作可以创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工会还能动员工人与企业“共克时艰”。

“在我们国家的工资集体协商中，员工只接受工资往上涨，不能跌。但英国工人阶级从两三百年前就开始形成的集体谈判中，工资长期来看是往上涨的，但短期则会跟着企业效益上下震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边的员工认可一点，企业如果在，我的利益就在，企业如果不在，我们的利益就没有了。”王侃说。

他强调，国际劳动标准的五大权利中，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是核心，中资企业必须学会在完全不同的执法环境中与工会打交道。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玉照呼应了这种看法。他说，很多中国老板一想到工会，就认为是和自己作对的，“能不成立就不成立，如果发现有工人参加工会，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把他开掉。这对跨国管理实际是特别大的一个障碍。”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全球化国家”，中国企业出海时面对的跨文化管理挑战比当年的欧美企业复杂得多。当年欧美国家企业出海，只需处理本国与当地国家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企业去到的许多国家都曾是欧美殖民地，有自己的本地文化、又有殖民者留下的宗教制度文化，还有一整套国际规范体系。

刘玉照的研究中心成立于2019年，已派遣老师和学生去到22个国家逾30家中资企业进行长期实地调研。他观察到，海外的中国企业普遍面临两大现实挑战：一是认知有限——中国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二是中国人脑中有太强的思维定势。

“我们很多人到了东南亚，到了非洲拉美，经常说一句话：这不是20年前的中国吗？这不是30年前的中国吗？潜台词就是，把我们在中国的成功经验挪过来再玩一阵就好了。”

刘玉照认为，除了要转变对海外工会的认识，中国企业在海外还要实现两种转变。第一，是从学会赚钱到学会花钱，而花钱不是仅仅体现在修路和捐钱上。第二，要敢“说”，也要好好“说”。

“看我们早期出海企业，就两句话，草莽英雄闯天下，乱拳打倒老师傅。我们基本上就是靠胆大，然后乱七八糟就把它干掉了。但到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这么庞大的存在，中国人在很多国家成了最大的移民群体，这个时候我们再不讲规矩，再闷声发大财，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全世界都盯着我们。”他说。（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