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们要有做一个好人的自律


来源:纵横网 浏览量(1.3w) 2024-02-16 14:04:4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纵横》曾就家风的话题专访当代著名作家、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他说:“民间有一种向善、向好、向义的文化传统,这是正能量……我们都要有做一个好人的自律。并且,父母们还是要以身作则,让自己的儿女成为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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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您认为,家风这个命题的提出具有怎样的意义呢?应该怎样理解家风?

梁晓声:在我看来,构成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国内因素,除了政治、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民间性情品质。

我认为,所谓家风是有意识地将家教作为家族和家庭的一种文化思想成果世代传承下去,这与家长们的言传身教还是有区别的。并且,形成家风至少需要数代人的努力。

我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家风的格言,在民间影响比较大的是《朱子家训》,它超越了一家一族,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家庭、家族,最后几乎变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比如,其中关于厉行节约的那一点说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总结出来的。假如是“来之不易”,就局限于讲父母挣钱不易,而“来处”则直接延伸到农民劳作的辛苦。这不仅是对父母感恩,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感恩。再比如“教子要有义方”,这个“义”跟《水浒传》里所讲的“义”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的“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便作了相应的解释。按照这样的准则做,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温暖的氛围。

与来自于官宦家庭的家训(曾国藩、李鸿章家训)教子孙如何应对官场不同,《朱子家训》是由知识分子撰写的,体现了一种与草根阶层进行思想结合的动念。它不仅会在一般知识者家庭为蒙学时期的孩子们启发心性,同时在普罗大众中的传播也是很广的。我不清楚传播的途径和时间,但即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见到邻居包括经常喝醉的收破烂的卢叔,都能背诵《朱子家训》,开篇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些话出自哪里,但稍微有一点儿知识的父母,都会把它拿来教导子女并以身作则。

现阶段,我国民间都非常在意蒙学,比如胎教,比如在入托之前教孩子识字、背诗、做简单的数学运算,等等,而托儿所、幼儿园也注重对于孩子们早期智力的开发。这些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智力蒙学的方向,动机也很明确,即出人头地,但往往忽略了家庭对于孩子早期的品德教育,有时就会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而家风恰恰强调的是对于孩子早期心灵和品格的教育,此时把它提出来,我觉得很及时、很必要,也很有历史感。

Q 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谈您所推崇的性情品质是怎样的?

梁晓声:我的奶奶早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爷爷家是贫雇农,没有土地,父亲便跟着我爷爷给东家做活,后来还去闯关东。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去世了,父亲也只是在扫盲时期才识了一些字。因此,关于做人的道理和自我要求的准则,我父亲都是从闯关东的乡亲身上学到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对我们进行教育,但他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是建筑工人,又是班组长,有一次从工地回来非常生气,我很少看到他带着气回到家里。后来他讲,是因为有一名女大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分配到工地上改造。劳动的时候,有人给她的担子上加的砖最多,女孩子挑不动,就蹲在地上哭。作为班组长,父亲制止别人对她的虐待,并与他们发生了冲突。他觉得那些人不该那么做,她只不过是一个女青年。

我的母亲与父亲不同,她虽然生在农村,但是我的姥爷多少上过一两年私塾,而乡村塾学中人文品质的含量是相当高的,因此母亲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像刚才说的《朱子家训》,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母亲说过。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些词句的含义,但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正值困难时期的一天,家家户户的粮食都吃光了,过两天才是购粮的日子。父亲已经支援大西北去了,母亲甚至到了刮面口袋的地步,才得到了一点点面打面糊吃。当时是夏天,我们正在门前围着小桌子喝面糊,这时来了一位讨饭的老人。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望向母亲。母亲搬了一个小凳子请老人家坐下,然后盛了一碗面糊递给他。我们眼看着盆里的面糊少了,知道母亲因此而喝不上了,但是她仍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那份让给了乞讨的老者。实际上,那位老者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很感激,并在临走的时候说,以后我们农村的情况好了,要来看你们。

我的小说《年轮》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小孩太饿了,从马车老板那儿抢了一小块喂马的豆饼。人家追到家里来,母亲批评了孩子,把豆饼还给对方,还赔了窝头和土豆。马车老板过意不去,将豆饼一分两半,留下了一半给孩子。实际上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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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年轮》剧照

母亲去世之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母亲播种过什么》。文中提到我母亲的干儿子、干女儿们,他们都是我弟弟的同学。当时,这些孩子的父母顾不上他们,哥哥姐姐又都下乡了,因此经常聚集在我家。而母亲,教诲过他们要做好青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替我这个儿子尽了一些孝道,所以我对他们也很感激。正因为成长自这样的家庭,我便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

我曾在《解放日报》发了一整版的文章,专门谈“好人文化”。我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要有做一个好人的自律。当然,我并非提倡做老好人,也不是说因为某一个人的存在,就能使国家变得完全和谐,这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人起码可以使一个办公室里的矛盾少一些,或者使矛盾更易被化解。不论在哪里,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都愿意找那样的人来解决。

当年我在连队时被调到了团的报道组,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团部附近的木材加工厂,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名鹤岗知青在抬木头的时候砸断了腿,到师部医院治好后,请假回家。原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一年恰逢珍宝岛事件,边境比较紧张,因此组织上没批准,结果他私自回了家。这种行为当年是要按逃兵论处、开除团籍,并且调到山里另一个连队去的。这样一来,他的下半生就会非常难熬。我便觉得要为他做些什么,便说服大家只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然而这给我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不久我就被从团部精简了下来。我没法解释自己并没犯错误,因此不能回到老连队去,于是我就要求到木材厂去。木材厂的人非常吃惊地问我:“你一个团里的人能干什么活?”我那时也不过是20多岁,属于不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被轻易压垮的那种人,于是问:“什么活最累?”他们说抬木头,我说:“那我就抬木头。”虽然我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准则。由于我那样做了,知青们对我非常爱护。我刚到木材厂半年,他们就推荐我上大学。第一年没推荐成,第二年还要接着推荐。不仅如此,他们还处处维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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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梁晓声(左)和战友在锦和农场

后来,我用自己的方式强调了“好人文化”的观点。在我担任编剧的电视剧《返城年代》的结尾,一个军人的母亲对儿女们说,我们国家要特别感谢那些教育出了善良儿女的父母,如果一个青年不善良,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才艺和能力,终究都不会成为一个好青年。除了对父母行为的耳濡目染,书籍也对我的人格养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返城年代》中,一个香港老商人觉得知青林超然不太一样,林说自己读过一些书,港商抽出雨果的《九三年》问他读过没有,林脱口说出书中的一句话,即“在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更加正确的人道主义”。实际上,那是我看过的书及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您认为应该怎样将这些好的品质传播开来,传承下去?

梁晓声:我觉得民间有着一种向善、向好、向义的文化传统,这是正能量。比如,傅雷夫妇去世之后,骨灰没人去领。如果三天之内没亲属去领,他们的骨灰则会被扬弃。那时上海有一位姓江的普通女工,就是因为看过傅雷夫妇翻译的书以及《傅雷家书》,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就去冒亲属的名义领回骨灰,妥善保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傅雷的两个儿子从国外回来,她将骨灰还给他们。傅雷的儿子们要报答她,她也只是要了一张傅聪音乐演出的票。

我在黑龙江出版社实习的时候,有位老编辑叫肖沉。他带着我到虎林县去组稿,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被一个人吸引住了视线,认出那是电影《自有后来人》的编剧之一。这位编剧当时已被打倒,正在进行劳改,头上戴的“帽子”是很吓人的。可肖沉非常自然地走过去问:“你有什么困难,我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这令我这个旁观者非常感动。

我跟儿子有过一次对话,那时我还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工作,在电影学院正门的那条马路上——当年还没有那么多车辆——我们父子俩站在人行道上,我对他说:你看,来往的行人有步行的、有乘公共汽车的、骑自行车的,也有开车的,有好车也有一般的车。我们是普通人家,你的人生很可能因此而相当普通,那么多人都乘公共汽车,你若成为其中一员,一点儿也不奇怪。然后你会有钱买一辆自行车,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赶上更好的时代,还会有汽车。至于汽车的品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这样那样的好车,有些人能买得起,我们看一看就行了,没必要刻意追求它。有一天你有了那个能力,成为购买者,我一点儿也不反对。

当然这种教育在当年对他是起作用的,但是后来当网络、电视里的广告铺天盖地,然后土豪们出现、大款们出现、一掷千金的现象出现之后,我意识到,早期对孩子的教育处于败北的状态。他能够记住,但他怀疑,并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那您要怎么来平复孩子的这种怀疑呢?

梁晓声:我跟他讲,所谓公平只是相对于一个大群体、大阶层的概念,不能像雨点一样降落在所有人的身上。当国家和社会变得公平了的时候,也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钱包鼓了、挣钱多了。因此,关注公平一定是超越个人感受的。我们不论愤怒还是郁闷,从来都不是这个国家里最需要同情的那种家庭。因此我们要关注那些长期憋屈、被公平所忽略、边缘、需要帮助的人。只要这些人过得相对好一些,我们就应该为社会进步了而快乐。

您刚才谈到了,要把民间那种向善、向好、向义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但有的父母有顾虑,在当今社会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如果只是自己的孩子向善,那岂不是会对他很不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晓声:这种想法不对。凡是真心认同这种想法的人,品格是有缺陷的。就像我所见到的,有个母亲给孩子搞到了一份高考题,叮嘱说:谁都别借,包括和你最好的朋友。她一边这样“教育”着,一边自我麻醉说:如果不这样就吃亏了。如果国家都充斥着这样的父母,那这个国家也完了。关键在于我们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父母们还是要以身作则,让自己的儿女成为善良的人。

感谢您带来的故事,这次访谈定能引发读者对于家风以及“好人文化”的深思。最后,您想对《纵横》的读者说些什么?

梁晓声:《纵横》我很喜欢看,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历史钩沉,这对我们理解历史中一些人物和事件的细节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对历史了解得越多,对现在的认识就越清醒。

本文选自《纵横》2014年第5期,于洋采访整理,图片由口述者提供,文字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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