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截胡”20年后，马来西亚决定“两边押注”

12月中旬的一个周四，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李廷汉（Lee Ting Han）已经连续工作了一整天。

作为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州议员，他陪同州长带队来到上海，任务很明确：说服更多中国企业去柔佛州投资。这个招商团队在为期8天的上海行程中，很多时间就驻守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家接一家，与中国企业闭门会谈。大马最大的银行——马来亚银行（Maybank）作为行程的组织方，显然也在为自己物色来自中国的客户。

这一天，从清晨到傍晚，7家中国企业陆续进入会议室，每家获得了40分钟与柔佛州最高决策团队的单独会面机会。

会议室门外，依稀传来酒店大堂欢快的圣诞颂歌，但偶尔进出的中国公司代表和马方工作人员都神情严肃，三三两两压低声音交流。

“有几家只差最后的临门一脚了，”一位马方工作人员告诉《财富》，“他们想和州长最后确认一些细节。”这些企业来自半导体材料、特殊化学品、精密电子电机、航空材料等行业。

最后一家中国企业离开会议室后，柔佛州州长——拿督翁哈菲兹（Datuk Onn Hafiz Ghazi）也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中起身离开，他握住每只伸向他的手，用英文说：“欢迎来柔佛。”

站在州长身边的李廷汉是位身材颀长的“90后”华裔，来自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在州政府掌管投资、商贸、消费与人力资源，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可以直接与中国公司对话。他与我回到会议室，在散落着招商文件、便签纸和咖啡杯的会议桌前坐下。

中美贸易摩擦前景不明，全球供应链正经历一场“去风险化”重构，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这是一个马来西亚必须抓住的窗口期，李廷汉说。

“上一次，我们的工业化进程被中国加入WTO给‘截胡’了。这一次，我们希望通过承接中国制造业出海，实现马来西亚的‘再工业化’，”他笑着说。

被打断的工业化

“这个世纪初，马来西亚的工业化进展到一半，初见成效时，中国加入WTO，资金、技术就都往中国跑了，因为中国市场大啊，我们基本上就不用搞了”，李廷汉说。

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后开始发展自己的轻工业和资源加工业。1980年代，它开始承接欧美日韩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加速升级，电子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快速发展，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制造业占其GDP比重已达23%。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全球资本和技术迅速涌入中国。2010-2020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占GDP比重不升反降，有“去工业化”迹象，在吸引外资规模上也被越南、泰国等邻国超越。

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重塑，让马来西亚看到了新的机会。与四十年前不同，它要承接的不再是美国和日韩企业，而主要是中国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它希望借鉴过去几十年“中国制造”的晋级模式——不再停留于转口贸易，也不再满足于外商的单点投资，而是要在重点领域发展出自己的产业链。

“在马来西亚，我们的说法是，要从Made in Malaysia 转变成Made by Malaysia，”李廷汉说。“前者指的是传统的转口贸易，来我们这里只是组装一下，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实际的附加价值。后者就是希望大公司来投资时，把上下游的产业链也一起带过来——简单说，就是我们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学一学中国的模式。”

但马来西亚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它只想占据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太低或太高都不碰。“太低端的装配制造已经干不了，因为我们的成本已经高过周边国家，太高端的也干不了，因为核心技术都控制在中美手上。”

李廷汉说，作为卡在中美之间的一个middle power（中等实力）国家，马来西亚很清楚，自己无力参与进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最佳策略就是选择可以同时服务中美两国的产业。“我们的战略目标就是，不管未来的世界变化格局怎么样，往下走，总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不会说是站错位或者选错边。”

马来西亚政府制定的“2030工业大蓝图”，就框定了五个重点产业：航空航天、数据中心、电子制造、特殊化学产品、医疗器械和生物产品。

此次上海之行，柔佛官员们会见的都是来自上述行业的中国企业，并且鼓励它们带着自己的上下游配套产业一起去柔佛。

再下南洋：中国企业的动力和顾虑

根据李廷汉的观察，近三四年来，中国企业布局马来西亚有两个核心驱动力。

首先是关税。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厂生产，产品打上“马来西亚制造”的标签，出口美国的关税会比从中国出口低得多。根据最新的谈判结果，马来西亚对美出口的普遍税率为19%，而中国对美出口关税总水平约为37%。

但马来西亚对美国做出了一些妥协：更严格地审查“洗产地”的做法。要拿到这个原产地标签，中国企业必须证明自己在大马的生产中，有40%-50%以上的原材料采购自东南亚，80%的员工聘自当地。

第二个驱动力更微妙，但可能更重要，那就是降低产品中“中国制造”的比重，这是很多下游客户对中国公司提出的要求。

这反映的是全球供应链中日渐明显的“China+1”趋势，即跨国企业和中国公司在保持中国制造基地的同时，在东南亚等地建立第二生产基地，实现供应链的“去风险”。苹果、三星、富士康等跨国巨头已经东南亚大举投资，现在轮到中国企业自己实施这一战略了。

来自中国的吉利、比亚迪等车企已投资数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建厂，钢铁、新材料、新能源也已有多起大额投资。截至去年6月，中国企业在马制造业投资项目已达531个，投资额达797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303亿元），创造近9万个工作岗位。

但对很多第一次出海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来说，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在东南亚，马来西亚也面对多个竞争者——越南、泰国、印尼等邻国也纷纷向中国企业伸出橄榄枝。我问李廷汉，他在上海这几天会面的中国公司，对投资马来西亚表现出的最大顾虑是什么？

他坦承，首先还是成本。

2024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工人平均月薪约4000令吉（约合7000人民币），远高于越南的450万越南盾（约合1300人民币）。如果只看成本，越南、印尼、泰国都比马来西亚更有吸引力。

对于一些高技术行业，比如半导体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说，他说，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出海批文。“这些企业要考虑在中国的市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本来出海本来是为了去风险，那如果反而增加了在中国国内的风险呢？”

此外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产业配套。马来西亚在半导体封测领域拥有全球13%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但在其他领域，产业链配套并不完善。

比如制药。虽然马来西亚对美出口的部分药品也享受关税豁免，理应对中国药企去马投资有吸引力，但李廷汉说，中国药企去的不多，因为当地缺乏完整的原料药、中间体供应链。

尽管如此，他认为马来西亚有着邻国不具备的一些优势，包括更为成熟的工业基础、更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保障、更稳定的政治环境、更年轻的人口。“我们是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人口还在增长，还有城市化需求、数码化需求的一个地区。我们现在7亿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市场。”

他来自的柔佛州又具备一项独特优势：位于马来西亚最南端，毗邻新加坡。

今年年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高调宣布在柔佛州设立“柔新经济特区”。在各种官方和民间话语中，这个特区被打上了“马来西亚的深圳”标签，因为柔佛州与新加坡的位置关系颇似深圳与香港——一水之隔，通过陆路口岸连接。深圳崛起于来自香港的制造业转移、资本与技术溢出，柔佛也希望复制这个模式。在特区的规划者看来，一种理想的安排是，企业将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以充分利用这个城市的资本和研发优势，同时将工厂建到经济特区，以便利用柔佛州腹地广阔的廉价土地、人力和低运营成本。

特区中的企业将享受税收减免、跨境贸易便利以及技术人才跨境流动自由化等多项措施。更重要的是，它享有一事一议的灵活性。“我们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特别拜访了深圳，学到了很多经验，包括‘特事特办’，”李廷汉说。

数据中心：柔佛州的一场豪赌

新加坡的“外溢”效应已经体现在了柔佛州一个爆发式增长的产业上：数据中心。过去几年，柔佛频频以“全球下一个数据中心霸主”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媒体头条。

李廷汉介绍说，2022年他刚上任时，柔佛州的数据中心规模仅为1兆瓦，到2025年时，已急剧扩张到将近2000兆瓦，已经获批的项目总规模高达5500兆瓦。作为对比，新加坡作为亚洲数据中心枢纽，十年累计约1000兆瓦，而美国弗吉尼亚州作为北美“数据中心走廊”，十年累计约2500兆瓦。

“三年之前，若问全球科技巨头的CEO们，柔佛在何处？他们恐怕连名字都没有听过，更遑论在地图上指认。而今，这里已经成为必争之地。”位于新加坡的数据中心运营商普平数据集团（Princeton Digital Group）CEO兰古·萨尔盖姆说。

这轮爆发始于2019年，当时新加坡因缺水缺电叫停了数据中心建设（2022年部分放宽但标准严苛），迫使科技巨头们将扩张需求转向仅一桥之隔的柔佛州。柔佛的电力价格约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土地成本仅为新加坡的五分之一。

过去三年，全球科技界将数百亿美元砸向柔佛，其中既有英伟达、微软、谷歌、甲骨文等科技巨头，也有美国Equinix、日本NTT Data这样的专业数据中心运营商。来自中国的字节跳动、华为云、万国数据、秦淮数据等公司也已重金布局柔佛。

在李廷汉口中，柔佛是一块“blessed（被祝福）”的土地，“我们不缺水不缺电，也没有天灾。”2026年，连接新加坡与柔佛的地铁开通后，两地通勤时间只需要几十分钟。

但巨量数据中心的建设已经在马来西亚引发争议，首先还是因为它们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一个40-50兆瓦的中型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可满足12.5万户家庭用电；而与新加坡一样，马来西亚也是全球水资源最紧张的国家之一，未来五年可能面临大范围缺水危机。

但对中美两国的技术企业来说，一个更大的悬念是，在今天的柔佛，它们的数据中心可以肩并肩做邻居，但会不会有一天，柔佛被要求在两个竞争大国之间选边站？

美国商务部一直担忧中国公司通过境外数据中心购买原本对中国禁运的AI芯片。如果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美国可能会施压马来西亚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在马建设数据中心，比如严审后者的客户背景、数据流动路径等。

李廷汉承认大马政府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而目前中美企业在柔佛的数据中心“就好像楚河汉界，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但他认为马来西亚未来被迫选边站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作为一个主要的航道国家，对中美来说都是有一定价值的，没有必要…… 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中立，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区。”

如何避免下一个“鬼城”

近年来中国企业投资马来西亚，有一片绕不过去的阴影，也恰恰位于柔佛州——中国房企碧桂园与柔佛州政府合资开发的巨型住宅项目“森林城市”。

十年前，这个被寄予厚望的项目被标榜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与东盟合作的典范，也是中国房企最大规模出海项目。它原计划总投资1000亿美元，用20-30年时间，在柔佛州新山市西南海边填海造岛，在岛上建设约30万套住宅，最高可容纳100万人口。这个人造岛与新加坡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新马海峡，直线距离2公里。项目当时的招商口号在今天听上来颇为耳熟：吸引新加坡外溢人口与投资，打造“新马协同增长极”。

但自2015年开工以来，这个项目命运多舛。先是大马政权更迭，新任首相马哈蒂尔收紧外资购房优惠政策，之后中国政府加强资本出境监管，中国“买房团”断流。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中国楼市进入寒冬，一众开发商包括碧桂园疲于保命，令这个项目雪上加霜。迄今，“森林城市”实际完工的只有第一期填海区域（约占总规划面积20%）上的部分住宅和基础设施，且入住率极低，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用上了“鬼城”一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多个“鬼城探秘”视频里，小区里楼宇高耸密集但空空荡荡，夜间只透出零星灯光。

当我向李廷汉询问“森林城市”的最新进展时，他分享了几个数字：那里已经建成26,000套住房，目前8,000套房有活跃的用电量，说明已经有人入住。

他说，能达到今天的入住率，要感谢柔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后出台的大量政策扶持，包括将整个住宅区划成免税区，在区内可以以低门槛设立家族办公室，享受税收优惠等。据他透露，碧桂园已经与柔佛州有过初步接触，表示“有兴趣再继续”。

但柔佛州对碧桂园也提出了要求——已经建盖好的这26,000套房，最少要达到70%-80%的入住率后，再考虑重启项目。“不要再盖一个新的鬼城出来，”他说。

“森林城市”的境遇，对中国企业是一个提醒：跨国经营往往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政局与政策变动、贸易摩擦、地缘博弈，到技术迭代、产业周期兴衰…… 成败往往超越商业范畴。

在李廷汉看来，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最大因素，依然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大势之下，不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像马来西亚这样夹在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都必须做一件事，就是对冲风险，马来西亚的对冲方式是发展可以在中美两边下注的产业，中国企业的对冲方式是走出国门分散产能。

他注意到，十年前，很多中国企业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倡议下，“国家要你去哪，你就去哪”，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出海的必要。

“我们的感触是，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中美竞争不会这么快分出一个胜负，企业总是要逐利的，要有一个保险，有一个出海项目就增加一些保障。”

采访最后，他不忘强调马来西亚在文化上与中国天然的亲近感。在东南亚国家中 ，马来西亚华人占比23%，仅次于新加坡。“不管换了几届联邦政府，我们对华的友好态度都是一贯的，这也是我们的优势。”（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