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要强推财产申报制度

就在上个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

这本不是一个舆论场里张扬的事件，但对于关心越南政治与经济秩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从细节推演走向的大动作。

因为这一次的修法，从申报门槛、范围到豁免规则，几乎都对准了同一个核心靶点：谁在掌控资源、谁在积累财富。

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套新规将正式生效。

修法后的主要变化包括：将财产申报对象从“100%国有企业”扩大到国家持股超过50%的控股企业；将资产申报的金额门槛提高，从5000万越盾上调到1.5亿越盾；将“需补充申报”的资产波动临界值从3亿越盾调高至10亿越盾；排除外籍高管的申报义务；暂不纳入数字资产。

这些微调式的条款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张清晰的政治目标画像——强化国资、政商接口的可视化追踪，降低小额资产的合规噪音，安抚外资环境的制度不确定性，同时为下一步数字金融资产的监管预留政策窗口。

这是一种有取舍的风险规则设计：盯住高收益人群、增强稽核效率、减少系统摩擦。

这一轮反腐制度修订背后的技术基础，来自于越南自2005年以来逐步建立的资产申报系统。

其逻辑从一开始就不是要通过道德劝诫改变行为，而是通过调整行为者的“期望收益结构”来扭转激励。

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将腐败问题从“抓住某个交易”转化为“解释不清财富增量”的概率模型。

换句话说，原本需要检察官、警察甚至线人来完成的复杂证据链工作，如今部分外包给了表格、财务逻辑和随机抽查。

一旦出现任内或离任后的可疑资产增长，申报人将需要用清晰、可验证的逻辑来说明来源。

这种模式下，“代持”成为制度博弈的灰色区。

很多人会问：如果腐败分子用亲戚朋友名义代持财产，那申报制度还有意义吗？

越南这次修法并没有“堵死”代持，但通过一套近似行为金融的“动态压力机制”，压低了代持的长期可控性。

比如说，当腐败者将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却要自己长期使用、出资装修、安排出租，那这套操作就留下了资金流、生活轨迹和资产支配的痕迹。

越南现有资产监管体系中，允许执法机构调取国库、银行、税务、土地、公司登记等信息。

追查并不局限于谁的名义上，而是看钱的来源、去向和实际用途。

越南的申报系统还强化了监督链条的“分域覆盖”。

国会、政府监察、地方政府、党组织、法院、审计机关，各自负责本系统官员的资产申报与监督。

这种“责任划分”虽然可能带来流程复杂性，但在制度设计上减少了“监管真空”或“自己查自己”的模糊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修法特别对“外籍人士/非国有主体”设立了排除条款。

对外资来说，这是一种合规边界声明：越南要强化对内部权力系统的监管，但不想把不确定性扩散到与其不直接相关的外部经营者身上。

信息控制范围越清晰，外资的风险定价才越稳定。

但这套制度也存在天然的边界。

首先是“抽查概率”的问题：如果大量申报表没有被核查，腐败分子就会用“报了也没人看”的心态应付。

其次是数据孤岛：金融账户、土地登记、公司控制结构如果不能跨系统整合，那么代持链条就有操作空间。

第三是监管死角：数字资产目前尚未纳入，在加密资产迅速发展的当下，这一空档有可能成为腐败资金的新出口。

在资产申报制度之外，越南对外仍在强化反腐的执法端口。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2024年全年的腐败案件追回资产超过262万亿越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24年越南的FDI注册资本增长了4.4%，实际到位增长9.4%。

这种“双线增长”的出现，说明外资并未因反腐退场，反而可能把透明性提高作为“降低灰色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

这也是申报制度之所以被认为具有长期潜力的原因。

它并不依赖“发现所有腐败”，而是通过提升不确定性，来让“腐败收益的长期兑现难度”上升。

一旦腐败不再是“稳妥的财富积累路径”，而成为“高风险、低可支配的灰色投资”，那么行为者自然会调整预期。

回到制度的设计原点：财产申报的真正作用，并不是要一眼看出所有隐藏资产，而是要通过“不断可能被抽查”的机制，让腐败者始终处在解释压力之下。

一旦发现漏洞，整个控制链条就可能被穿透。

这场制度优化并没有过多媒体造势，也未被宣传为重大里程碑。

它只是出现在年末国会的例行修法议程中，以几条“调整申报门槛与覆盖对象”的技术性修改低调通过。

但其指向的，是越南反腐路径从“运动”转向“制度”，从“严打”转向“系统性交易风险控制”的一次方向再定向。

这场变化不会立刻带来风景线式的成果，但对越南政商关系、国资运营规则、外资风控预期而言，可能是一个深远的开端。

所有制度变革的作用，最终都体现在它是否改变了激励结构。

而越南现在做的事情，是把“权力与财富的交集”变得更透明、代价更高、不确定性更强。

至于这个过程会经历怎样的抵抗、规避与博弈，仍要看后续数据与个案。

但至少，从制度信号看，越南选择了一条收益慢、但可能更稳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