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裁决阴影笼罩特朗普关税政策

美国最高法院曾用于挫败前总统乔·拜登气候政策与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的司法逻辑，如今正成为悬在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大规模关税政策头顶的利剑。

在拜登执政时期，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裁定，联邦机构若无国会明确授权，不得擅自决定重大政治经济事务。这一裁决先后让美国环保署严格限制发电厂污染的计划与教育部4000万人的学生贷款减免方案戛然而止。

这一法律概念被称为“重大问题原则”(major questions doctrine)，如今，它也成为反对特朗普单方面征收全球进口关税的核心依据。随着最高法院几乎注定会受理该案，法官是否愿意将该原则适用于特朗普，将决定其标志性经济政策的命运。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援引拜登时期判例及“重大问题原则”，以3:0的裁决，认定特朗普征收的多项进口关税超出了国会授予他的权限。据无党派机构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测算，这些受质疑的关税未来十年或将累积至1.4万亿美元。

批评者表示，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2023年推翻拜登400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方案时，称其影响“巨大”，而相较之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所涉金额更为庞大，影响也更加深远。

“如果这还不算是重大问题，那我真不知道什么才算了，”乔治·梅森大学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学院教授、本案诉讼律师之一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直言，“这可是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

在执行部分暂停前，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的“解放日”关税举措，堪称1930年“斯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s)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进口关税上调，使美国平均适用关税税率飙升至百年最高水平。这一大规模增税预期及其引发的经济震荡，已令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并引发了对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即将陷入衰退的担忧。

总统例外论

政府方面辩称，若国会将权力直接授予总统，而非联邦机构，则“重大问题原则”不适用。政府还表示，当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即总统历来享有广泛权限的领域，该原则同样不适用。

司法部在提交国际贸易法院的文书中强调：“没人否认相关关税的重要性，但‘重要性’本身并不能自动触发重大问题原则，否则，这一原则将适用于无数政府行动，包括所有紧急状态法案。”

这场法律博弈的核心，系特朗普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主张的权力。该法授权总统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规范”财产“进口”。但国际贸易法院认为，鉴于宪法将关税权赋予国会，相关法律措辞不足以支撑特朗普的关税举措。

除“重大问题原则”外，该法院还援引了“非授权委托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这是保守派支持的法律理论，认为国会不得交出手中的立法和征税权。

法院指出，这两项原则“为法院解释法律、避免引发宪法争议，提供了有力工具”，并表明“无限制让渡关税权力，将构成国会对自身立法权力的不当放弃”。

目前裁决处于临时搁置状态，等待联邦上诉法院就是否在诉讼期间维持关税效力作出裁定。

意识形态分野

迄至目前，“重大问题原则”在最高法院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分野。当法院于2022年首次以该名义做出裁决时，6位保守派大法官一致认定环保署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时期推动的减排计划越权。多数意见认为，这只是在延续传统做法，对该计划施以更严苛的审查。

“我们向来以审慎态度对待‘对国民经济行使庞大法定权力’的主张，”罗伯茨写道，援引了2014年的判例文本。他表示，最高法院在推翻拜登政府的疫情驱逐禁令和疫苗或检测令时，虽未冠以“重大问题”之名，却遵循了相同逻辑。

而自由派大法官则指责保守派同僚临时创造例外，背离了对法律文本的惯常执着。

“最高法院仅在便利时才援引文本主义，”在气候案中持异议的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直言，“当严格释法有碍宏大目标时，‘重大问题原则’便如变戏法般成为摆脱文本的豁免符。”

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分野背后，保守派内部关于“重大问题原则”的作用亦存在微妙分歧：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将其视为解释法律的工具，帮助判断文本最自然的含义；而大法官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则认为，该原则的真正目的是划清国会与总统的宪政界限。

如今，关键的问题是，当“重大问题原则”被用于关税议题，尤其是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位任命了三位大法官的共和党总统时，最高法院将如何抉择？

“最高法院至今尚未明确说明何种情况下会援引该原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行政法教授罗纳德·莱文(Ronald Levin)说，“他们未排除任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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