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通报在罗帅宇事件中遭遇何如？

在从前的公号文中，曾写过官方通报这个文体形式，当时的判断近乎常识：官方通报不等于真相。有人会争说，“不总等于”，这就取决于许多对信息流动的站位、认识与见解。在罗帅宇事件中，官方通报遭遇了什么，再次成为需要辨析的问题。

在官方通报出来前，罗帅宇死亡的热度随着“魔鬼医生”刘翔峰判刑17年而看涨，最后脱离了刘翔峰话题，关注度在罗帅宇爸爸的微博账号周围聚集，拥簇他对儿子之死的控诉，很快成了相当强的舆情事件。官方通报迟了几日后公开，搏击舆论。

那份官方通报刚出来时，舆论适应了大几个小时，随即面上的反应是不相信的居多，基本能够接受通报的也有，但与不相信、不接受的相比，在声浪上还是差了许多。紧接着，针对舆论对通报的质疑，官方通过几个特定博主放出了楼顶勘察的视频，作为补充。

通报+补充发布的组合，就是明摆着要打舆论战了，这是本次舆情应对中的败笔，它加重了人们对通报公信力的怀疑。这种组合方式帮助公众反推出一些不利于官方口径的的判断——哪怕它们只是逻辑上的，也会削弱官方发布的威信。

官方通报问世后，罗帅宇事件的热度降温，谈论的烈度骤然下降，参与的人变得稀疏，这都是肉眼可见的。但是，依据这些变化，并不能得出官方通报在解释罗帅宇之死上是“权威”的，通报有收效，但通报与舆论速冻之间的因果关系挺难建立。

这是需要解释的点，不然会产生两个误区：一是官方会高估通报在应对舆论上的有效性，以为通报无所不能，把敬畏错认是信服；二是民众会低估舆论发生的作用，在公共事件中积蓄政治抑郁，导致社会无门之感，这也不是人所乐见。

开头说，官方通报不等于事件真相，但不管承认不承认，通报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真相，在重大事件中往往因媒体被排斥，它就成为唯一大发言人。问题在于，通报对真相无用，却对舆情有效；通报不利于当事人/家属，却有利于平台。

假设在一种不附带其他干预手段的前提下，官方发布通报之后，罗帅宇事件降温，根本原因是平台获得了管束此事信息流的“依据”，将通报作为后台调控的对照，人工编辑介入算法，加速事件舆论周期的终结，在平台使用端就会看到关注流的断崖式下跌。

对平台来说，官方通报的内容是不是真相，它也不见得有多在乎。但与通报一同展露的官方口径，对平台有强约束力，这就是平台要遵守的纪律。这应当是通报与平台间互动的一般过程，很容易发现，这种互动当然不是以真相为基础的。

好多医生被赞誉为“吹哨人”，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发出某种预警。但意味深长的是，热点事件重大舆论的最后，官方通报才是那个吹出终场哨声的角色。闻哨声而动首先是平台，舆论体制内外的人也会因通报哨声调整心态、语言与动作。

就信息差、细节颗粒度、对问题意识的解释力度诸方面，官方通报与公众期待的悬殊不说百分百，也可以说是百分之八十以上，事情越大，此间悬殊越大，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不算什么新论点。可悬殊不代表任何，因为信息流通的基础设施改头换面了。

主要还是，流媒体用户的“原子化”程度达到了历史最高，他们的行动力完全被平台稀释，公众的精神涣散是日常，公共议题像流沙一样散布在被细致分割、投喂的“小世界”边缘。这为通报的流行准备了良好匹配的信息环境，通报可以尽情享用。

说这么多，无非是要概括一点，官方通报在罗帅宇事件中遭遇的，依旧是不信与质疑，尽管以真相为归依的质问还在，但对通报本身的合法性并不会构成威胁。舆论与通报的低烈度对峙再度证明，通报是可以脱离真相运行的，且运行有效。

法治、程序争议、个人自由、社会自决等古老的工具，在官民互动的模式中呈现历史性的退却，真相成了硕果仅存的稀薄盾牌，为舆论问责提供最后一点屏障。通报见证了沧海桑田，而真相踏进的则是一个新社会，理解罗帅宇事件的通报，少不了这点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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