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萨拉马戈：书写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踏上葡萄牙的土地，也不是我第一次在这里“遇见”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这位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公认为葡萄牙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三年前，我在波尔图著名的莱罗书店，看到几排书架专门陈列他的作品：《失明症漫记》《修道院纪事》《大象的旅程》……一个个熟悉的书名映入眼帘，仿佛在无声召唤。两年前，在里斯本大学附近的加尔维亚斯宫图书馆，墙上一句他的名言深深打动了我：“人类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我认为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这座图书馆曾是他青年时代夜以继日阅读的地方。他曾说：“它并不大，但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如今，我来到里斯本地标性建筑“尖石宫”内的萨拉马戈基金会展览馆，再次与他“相遇”。

最先吸引我的，是尖石宫门前那棵逾百岁的橄榄树。它来自萨拉马戈的故乡阿辛哈加（Azinhaga），树下安葬着他的骨灰，还埋着一本纪念文集《致萨拉马戈的文字》——书中收录了他去世时友人写下的追思文章。覆盖其上的泥土，取自他晚年定居的西班牙兰萨罗特岛。2010年6月18日，萨拉马戈正是在那里辞世。树下镶嵌的墓志铭摘自《修道院纪事》的最后一句：“但他没有升上星辰，因为他属于大地。”不远处，一枚巨大的铜制大象脚印静静伫立，呼应着他晚年作品《大象的旅程》。从这里开始，萨拉马戈仿佛再次启程，踏上一段无人知晓的精神远行。

萨拉马戈基金会由作家本人于2007年创立，是一家致力于捍卫《世界人权宣言》、推动葡萄牙及全球文化发展的非营利机构。自2012年起，基金会总部设于尖石宫。这座建于16世纪的宫殿，因外墙布满钻石状凸石而得名。考古人员曾在底层发现罗马与摩尔时期的遗迹，包括古城防御墙、鱼盐加工设施等，现已作为常设展向公众开放。基金会展览馆位于二楼。

步入展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萨拉马戈肖像：他身着浅灰色西装，一手插袋，一手轻搭腿上，神情从容中透着倔强。深邃的眼神仿佛正凝视观者，又似在发问。展板上的葡语标题“Saramago – A semente e os frutos”（萨拉马戈——种子与果实）点明了展览主旨：追溯其创作的根源与成果。

展厅内陈列着他各个时期的笔记、手稿与打字稿，清晰勾勒出其写作轨迹；墙面展示大量剪报、访谈影像与纪录片片段，还原他在公共领域的声音与形象；私人文献区则呈现他与友人、同行的往来信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整面“译本书墙”，集中展示了其作品在全球数十种语言中的版本。展览还复原了他的书房：书桌、打字机、眼镜、藏书一应俱全，仿佛他刚刚离开片刻。诺贝尔奖专区陈列着他获奖的相关资料，包括那枚珍贵的奖章，并辅以丰富的视听材料，多维度呈现其思想脉络与文学成就。

一张祖母的照片令我驻足良久。照片中，老人端坐木椅，白发梳整，面容清瘦却安详。她身穿深色碎花长裙，脚踩厚袜与旧式皮鞋，面前摆着一盆天竺葵，背景隐约可见农具。旁边是一篇1960年3月14日发表的专栏文章《写给我祖母的一封信》。借助翻译，我轻声读出其中段落，被那饱含深情又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深深触动：

“你已经九十岁。你老了，满身疼痛。你告诉我，你曾是你那个时代最美的少女——我相信。你不识字。你的双手粗糙变形，你的脚僵硬麻木：你曾用头顶过成吨的秸秆和木柴，挑过一池又一池的水，你每天都看着太阳升起。你所揉过的所有面团，足以办下一场普天同庆的盛宴。你养育过人，也养育过牲口；在寒冷快要把小猪冻死的时候，你甚至把它们抱上自己的床。你给我讲过鬼魂和狼人、古老的家族纠葛、一桩致命的罪案。你的房梁，你的炉火——你怀孕七次，七次生下孩子。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你不懂政治，不懂经济，不懂文学，不懂哲学，不懂宗教。你继承的只是几百个朴素的词语，一个最基本的词汇表。靠着它们，你度过一生，如今仍在继续生活……”

萨拉马戈1922年出生于里斯本北部里巴特茹地区的小村阿辛哈加。“萨拉马戈”本是一种野生草本植物，在饥荒年代，其叶曾是穷人家的应急食材。尽管官方登记出生日为11月18日，他本人坚称是16日。两岁时，全家迁居里斯本。父亲曾作为炮兵参加一战，见过外面的世界，这或许促使他离开故土。尽管成长于首都，萨拉马戈始终与乡村保持紧密联系。后因家境困难，他中断中学学业，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机械钳工。

展览中展出他为诺贝尔奖撰写的自述：“小学时成绩优异：二年级就能写出无拼写错误的作文，三、四年级一年读完。中学第一年表现突出，第二年稍逊，但仍深受师生喜爱，十二岁便当选学生会干部……但父母无力承担学费，我只能转入职业学校。”
五年技校生涯中，他意外接触到文学课——虽无书可买，直到19岁才借朋友的钱购得人生第一本书。此后，他每晚前往加尔维亚斯宫图书馆苦读，“孤身一人，无人指点，仅凭好奇心与求知欲，磨砺出自己的阅读品味。”

1947年，他出版首部小说《罪恶之地》（原名《寡妇》）。因出版社认为原名“缺乏商业吸引力”，他被迫接受改名，且未获稿酬。小说以里巴特茹农村为背景，讲述一位年轻寡妇的生活。多年后他坦言：“我对寡妇一无所知，更别说富有的年轻寡妇。”

1953年，他完成长篇《天窗》，以笔名“Honorato”出版，献给外祖父。小说描绘里斯本一栋公寓楼中六个贫困家庭的日常与纠葛。他自认此作比处女作更成熟，但仍显青涩。手稿完成后一度失踪近三十年，直至1988年被出版社在档案中重新发现。萨拉马戈请求归还，并决定生前不出版——该书最终于他去世后问世。

1950年代初，他创作大量短篇并尝试戏剧，却屡屡受挫，甚至怀疑自己“没有任何值得写、值得被读的东西”。这些早期手稿首次公开展出，揭示了他文学之路的坎坷起点。

1959年，他曾谈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构想：“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场关于性格与气质的探讨。”但他坦言：“也许我永远写不成它。为了让故事可信，我必须投入更多自我——而我已在内心挣扎了十五年。”

此后近二十年，萨拉马戈几乎从文坛消失。1949年因政治原因被解雇教师职务，转而进入金属公司；五十年代末进入出版社做编辑，以“非作者”身份重返文学圈。直到1966年，诗集《可能的诗篇》出版，他才重新以创作者身份亮相。1971年成为《里斯本日报》专栏作家，1975年出任《新闻日报》副主管。

1976年，他赴阿连特茹地区拉夫里定居，深入调研无地农民生活，并据此创作小说《从地上站起来》。展柜中整齐叠放的采访手稿令人动容：1977年3月28日，他在蒙特莫尔-诺沃采访三位六旬以上老人，记录长达16页；4月21日，又赴昆塔斯探访被大地主侵占土地的村民，详细记下地貌变迁与压迫手段。

1980年，《从地上站起来》出版，讲述1910至1979年间阿连特茹人民的抗争史。这部作品被视为他首部重要长篇，也标志着其独特叙事风格的确立。他回忆写作过程：“起初我按常规写作——有提纲、对话、标准标点。但写到第24或25页时，我忽然开始将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交织，打破句法规则，像说话一样写作。”他意识到，这种形式恰是“将农民给予我的东西还给他们”——他已成为他们的一员，用他们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

他强调，这本书虽写阿连特茹，却与他的出生地血脉相连：“我必须为那些人辩护——我的祖父母、父母、叔伯，那些文盲而贫困的人。”

此后，他接连推出《几乎是物体》（1978）、戏剧《夜晚》（1979）及《我拿这本书怎么办？》（1980）。整个1980年代，他专注于小说创作，《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斯之死》《石筏》《里斯本围城史》相继问世。

1986年，他结识西班牙记者皮拉尔·德尔·里奥，两人于1988年结婚。1991年，因小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被葡萄牙政府以“冒犯天主教徒”为由阻挠参评欧洲文学奖，夫妇二人于1993年移居兰萨罗特岛。此后，他笔耕不辍，完成《失明症漫记》《所有的名字》《洞穴》《双生》《死亡间隙》《大象旅行记》《该隐》等代表作。1995年获葡语文学最高奖“卡蒙斯奖”，1998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在《修道院纪事》手稿前，我忆起三年前参观马夫拉修道院的情景——那座为国王誓言而建的庞然巨构，耗费十三年、五万工人之力。萨拉马戈在书中揭露权力与宗教如何合谋，将无数无名者碾作尘土。小说另一条线索，则是工人巴尔塔萨尔与拥有“看见灵魂”能力的布利蒙达，以及试图制造飞行器“帕萨罗拉”的神父古斯芒。展览中甚至展出了萨拉马戈亲手绘制的飞行器草图——虽显稚拙，却彰显他以文字构建视觉世界的非凡能力。

他强调，《修道院纪事》并非传统历史小说：“它是用当下的光照亮过去，融入了我全部的成长经验、世界观与对社会的理解。”

除文学创作外，萨拉马戈始终以知识分子身份介入公共事务。展览专设板块呈现他对各类社会议题的评论与行动。正如他所言：“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未背离作为公民的良知。一个人走到哪里，公民意识就应随之同行。我不记得写过一句违背政治信念的话——但这不意味着文学屈从于意识形态，而是当我写作时，我在表达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

展览尾声，一幅极具张力的肖像令人久久凝视：萨拉马戈立于幽暗之中，身体左侧被微光勾勒，半明半暗的面容透出沉思。最震撼的是，他腰间紧紧绑着一摞厚重、破旧、纸页微翘的书——用粗绳与黑布固定，如盔甲，亦如武器。

书，是他一生的负担，更是他毕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