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不足叠加外部通胀压力，学界两大观点碰撞：增长动力如何选择

【纵横网】 今年以来，消费修复偏慢、内需不足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央行进入同步紧缩周期，美联储再度面临加息压力。笔者近期在美国实地走访调研时观察发现，当地通胀粘性依旧显著，海外货币政策、地缘、贸易等多重变量交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抬升。在内需承压、外部环境趋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经济依靠何种动力实现平稳增长，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经济学界以及市场各方高度关切的核心议题。

围绕内需短板如何破解，国内经济学界近期展开一场激烈讨论，形成两种代表性思路，双方核心分歧聚焦于稳增长应当优先发力投资，还是着力激活居民消费。

一派学者提出，当前居民信心偏弱，直接拉动消费的难度较大，破解内需不足的抓手仍要落脚于扩大投资，甚至提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这一判断。该观点认为，消费本质上是收入的派生需求，在居民预期不稳、资产负债表修复尚需时间的阶段，居民倾向增加储蓄、推迟消费，单纯刺激消费政策的效果有限。在这样的现实约束下，扩大有效需求的可行路径，是加大中央政府发债力度，加码公共投资。

在这一逻辑框架下，公共投资能够发挥多重作用：一方面，新增基建、新型基础设施、产业配套项目，可以直接创造当期需求，带动上下游建材、装备、工程劳务等产业链订单，稳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优质公共投资能够补齐城市配套、民生基础设施短板，改善长期供给条件，为未来居民增收、消费释放打下硬件基础。持该观点的学者强调，投资可以先行创造收入，收入增长之后，消费自然会随之回暖，这也是经济循环的传统路径。

与之相对，另一派学者持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部分领域投资还可能带来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等遗留问题。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核心不在于新增大规模投资，而在于从分配端入手，持续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预防性储蓄压力，以此提振消费意愿。

这一学派的观点认为，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增长最终的落脚点。投资生产的产品，最终需要消费来消化。如果居民收入增长滞后、消费能力不足，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最终会面临需求不足的困境。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后顾之忧减少，消费市场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经济增长模式才能完成转型。

两种观点的碰撞，不只是理论层面的思辨，更是对当下宏观政策发力方向的探讨，也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讨论：稳增长的棋局之中，投资与消费究竟孰先孰后，政策着力点应当放在何处？

客观来看，投资和消费并非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选项，二者本是国民经济循环里相互依存的两个环节。短期视角下，有效公共投资具备见效快、可精准托底经济的优势，能够对冲需求下滑、稳定就业，防止经济快速失速；但投资拉动有边界，项目质量、资金效率、债务可持续性都是不可忽视的约束，低效投资反而会埋下长期风险。

而消费属于慢变量，消费回暖建立在居民收入、就业预期、社会保障、资产预期持续改善的基础之上。提振消费很难一蹴而就，需要持续的制度改革作为支撑，但一旦消费内生动力建立，增长会更具韧性、可持续性更强。

不少中立经济学家指出，当前宏观政策更需要兼顾短期托底与长期转型。短期可以适度扩大高质量公共投资，聚焦新型基建、城市更新、民生工程、产业升级领域，避免粗放式投资；中长期则要持续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保、稳定房地产预期，多措并举增加居民收入、降低预防性储蓄，逐步释放消费潜力。

外部环境变量，也给这场讨论增加了现实权重。海外通胀粘性较强，美联储加息预期再起，全球贸易与资本流动波动加大，外部需求难以持续成为增长稳定器，扩大内需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无论是选择扩大有效投资，还是改革促进居民消费，最终目标都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降低经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抵御海外货币政策波动带来的冲击。

这场学界大讨论，也折射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阶段的深层命题：从过去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本身存在阵痛。政策需要把握平衡，不能简单二选一。高质量投资可以创造就业与收入，为消费创造条件；而消费持续回暖，又反过来引导企业投资方向，让投资更加贴合市场真实需求，形成正向循环。

后续市场与学界将持续观察宏观政策组合落地效果，看政策如何平衡短期稳增长目标与中长期结构改革，推动投资效率提升与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双向发力，在复杂内外环境下稳住经济大盘。

编辑：陈景明